香港街頭，一葉知秋

 - BBC Chinese

從9月28日香港市民不滿普選方案的抗命活動開始，這場街頭運動已經持續將近一個月。這場運動無異對香港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響，也向包括中國中央政府在內的整個世界，傳遞出相當數量香港市民對於未來政治架構發展走向的呼聲。

10月21日，香港政府方面代表與公民抗命活動的香港學聯代表進行了兩個小時的對話。從目前結果來看，雙方顯然沒有在關鍵議題上達成共識。學聯代表主張：公民提名、廢除功能組別等主張，而港府代表則堅持這些議題沒有妥協空間，必須以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為凖，並要求學生接受這一現實，撤離佔領的街道。

香港時下的這場衝突，並非一日之寒，而是多年來不同群體訴求未得到化解而醞釀出的必然結果。中國政府自1997年接收香港後，一直承諾「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在實際運作中，所謂港人治港，主要是中央政府與香港大財團利益相關的港人共同治理香港。在立法院層面，這些代理人被稱為「建制派」。而那些對中國政府較多批評的異見分子，被稱為「泛民主派」。「建制派」因為其力挺中央政府的立場而獲得了來自中央政府和香港財團方面的支持，相反的，「泛民主派」的政治發展空間則受到限制和打壓。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政府從97年以來的治理香港的策略，客觀上造成了香港不同陣營的對立和社會族群的撕裂。

現在正在金鐘和旺角築起街壘的市民和學生，顯然不屬於建制派的基本群眾。這些人之所以走上街頭，根據他們自己所闡述的理由，就是不滿8月31日人大常委會落閘的2017普選方案存在較高的候選人提名門檻和篩選機制。他們認為這個普選設計明顯有利於中央政府以普選的名義，實際上讓自己指定的人選成為特首。在這個機制下，所謂一人一票的普選，並不能選出代表香港普通市民利益的候選人，是違反民主原則的「假普選」。

可以佐證這些示威者焦慮並非空穴來風的，是九月初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接見了由董建華率領的富豪代表團。這個舉動表明，在面對香港已經出現的政治發展路線分歧問題上，中央政府更願意與香港的大財團們對話，協調立場。無論是泛民還是發出對人大常委會普選方案質疑聲音的學聯，都沒有李嘉誠們的待遇。他們顯然無法獲得與中央政府對話的管道。這種遠近親疏的差別，傳遞給香港建制派以外人群的信號，無疑是冰冷的。

而另一個佐證，是21日與學生對話的港府官員，在討論議題時，一切均以中央政府的決定作為依據，而非就普選方案本身合理與否表達觀點。這只會進一步強化香港人對於更加普適性民主機制的渴望。因為這顯然證明，由中央政府委任的官僚，更多考慮的是執行中央政府的命令，而非對投票選舉他們的市民負責。這樣的治理架構下，香港與內地一般城市的差別已經不大。

在這場長達數個星期的抗爭過程中，香港警方為了維護秩序而疲於奔命，動用了催淚彈和辣椒噴霧器，甚至有媒體揭露一些警察對示威者使用了不尋常的暴力。而內地的輿論機器則馬力全開，將香港的街頭運動定性為非法活動，並在傳播技巧上巧妙地進行控制，努力讓內地民眾相信，這些鬧事的香港人是有境外敵對勢力的操縱，其目的是為了讓香港獨立甚至是推翻中央政府。

可以想像，香港街頭的運動，不可避免地讓中央政府聯想到25年前的事件。對於有著傳統中央集權思維的領導者而言，一旦香港市民可以通過和平抗爭的手段，獲得香港政治框架的設計參與權，某種程度上也意味著中央政府對香港管治的部分失效。這可能還會帶來一連串的後續效應：比如人大常委會權威的消解和內地民眾的模仿。對於一個中央集權的龐大國家來說，中央威權的瓦解和民眾自主意識的滋長，是一個相互激勵的正反饋進程。這也是當下中國最為敏感且極力避免的問題。

香港問題的更深層次麻煩，是中央政府與香港市民階層之間的信任危機。從反對國保23條，到近年來的反國教、電視牌照發放爭議，一種根深蒂固的成見在雙方無法對話的空間裏快速生長。香港市民認為，作為一國兩制中最為珍視的言論自由和媒體獨立，已經被快速侵蝕。中央政府支持下的資本和政治力量在深刻地改造香港的社會生態。而在97年之前，香港人被許諾或者暗示的，是一個比英國殖民政府時期更加民主開放的未來，一種作為中國特別行政區的政治和經濟方面的雙重自豪感。而現實是，大多數香港人在經濟方面的壓力日漸增大，而對未來的憧憬日趨黯淡，回歸以來的歷任特區政府都未能找到保持香港經濟活力的新航向。禍不單行的，是連言論自由空間和多元化的意識形態也在被日益侵蝕。

近年來的各種運動傳遞出來的聲音，是香港人既不願意因為接待人山人海的內地遊客而附庸於內地經濟，也不願意看到自己在政治文化基因方面與內地城市的同質化。香港人所希望擁有的，始終還是一個高度自治、文化多元、經濟繁榮的國際自由港。香港人所能接受的一切民族自豪感和愛國主義情懷，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

總的來說，目前對峙的雙方都沒有妥協後退的空間。因此這個遊戲何時結束，只能是看哪一方無法堅持而退出。抗命的一方，可以選擇的策略就是讓自己的聲音更大，爭取更多的支持者，並增加對方拒絕調整方案的成本。作為管治當局，無論是港府還是中央政府，則會選擇以隱蔽手段讓其他民眾與抗命者衝突，利用龐大的政府資源與其展開消耗戰，或者對這場運動進行污名化。這樣演化的結果，注定是一場沒有贏家的負和遊戲。

政治固然是一場現實的實力遊戲。但如果我們可以假設的話，假如在9月28日之前，或者更早一些，比如在人大常委會討論香港政改方案的醞釀階段，中央政府能以開放的姿態，像接待董建華、李嘉誠們一樣，與現在香港街頭的意見領袖們進行一次開誠佈公的對話，那麼現在的香港或許就在另一條時間線上。

不過顯然，經過反覆的沙盤推演之後，決策者寧願冒著讓香港接受一場撕裂和衝突的風險，也不願意讓人看到非權力核心圈子的社會精英可以參與政改設計的可能性。中央政府對於管治失控的擔憂，最終變成了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