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恐懼的發酵

The New York Times
戴維·布魯克斯

許多人對埃博拉病毒做出的反應太大了，不禁讓人嘖嘖稱奇。有一位女士身穿自製的防化服來到機場。密西西比州有數百名父母因為校長曾去過贊比亞旅行，把孩子從校園裡拽了出來——位於非洲南部的贊比亞，並沒有受到非洲西部爆發的埃博拉疫情影響。俄亥俄州一個學區關閉了一所中學和一所小學，原因是一名員工可能乘坐了感染埃博拉的一名醫療人員乘坐過的飛機（甚至都不是同一個航班）。

批評人士指出，這些人的反應太誇張了，遠遠到了與科學預測的風險不相稱的地步。這當然是真的，不過批評人士誤解了真實發生的情況。恐懼並不是因為風險產生的，而是因為孤立和隔離而產生的。我們生活的社會十分適合神經緊張、反應過當的情況蔓延。

首先，我們生活在一個層級分明的社會。在過去幾十年里，我們見到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鴻溝，普遍出現了加深。人們與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人結婚的情形，加入某個俱樂部結識不同階層的人的情形，都大大減少了。

這意味着有遠遠更多的人感到，與這個國家的領導階層徹底地疏離了，無論是政治上、文化上還是科學上的領導階層。他們不了解那些擁有權威的人。他們感受到，自己的地位與擁有權威的人之間，有着巨大的鴻溝。面對擁有權威的人，他們可能還懷有一種智力上的自卑感。很容易就能否定所有這些人，而這種不信任又會進一步孤立他們。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在《米德爾馬契》(Middlemarch)中寫道，「有什麼孤獨比不信任更孤獨。」

於是，反對接種疫苗的父母增多了，一大群專家告訴他們，疫苗對孩子是安全的，但是他們就是不信任那些專家。反科學的人群也增多了，他們不信任遙遠的研究領域，寧願相信朋友們口耳相傳的軼事，也不肯相信關於人口的數據。越來越多的人完全不相信體制告訴他們的，關於埃博拉病毒的信息，畢竟體制本身也並沒有顯得特別有能力。

第二，還有很大一群人從骨子裡對全球化充滿懷疑，對全球化給他們的工作和社區造成的影響心存不滿。而此時埃博拉出現了，它是許多人對全球化恐懼的一個完美生物化身。它是一種黑暗歹毒的力量，來自遙遠神秘的地方，似乎能夠不受控制地蔓延，潛入家中私密的空間。

第三，我們有了一種立即掌握消息的文化。這是一種媒體時代的詭異現象，除了在極端環境下，在電視上關注事件，都會比實際上在現場報道更嚇人。如果你是在看電視，就只能看到死亡和慌亂，但如果你實際上在現場，還能看到日常生活並行不悖的更大的背景。對波士頓馬拉松賽爆炸事件的研究發現，爆炸發生的第一周內關注大量新聞報道的人所承受的壓力，比當時在場的人還大。

第四，我們的文化也傾向於跟死亡保持距離。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曾經寫道：「每一個冷靜而理性的人內心裡，都隱藏着另一個異常忌憚死亡的人。」在死亡更為普遍的文化里，至少在接觸死亡更為常見的文化里，人們對於那「另一個人」就更加熟悉，在任何一個時刻，人們也都能更清晰地考慮死亡的風險。

在以拋諸腦後來對待死亡的文化中，突然橫死的可能性，即使極為罕見，也會在人們頭腦中產生一團恐懼的迷霧，以及一種烏托邦一般毫無根據的願望，希望把過早死亡的風險降低為零。除此之外，所有其他的想法都無關緊要。

鑒於上述所有情況，我們就產生了一種不斷惡化，進而產生了可以自行增強的情緒漩渦。

埃博拉危機激起的恐懼有其特色。它不是奔跑着躲避熊，或其他明確威脅時，那種心臟狂跳的恐懼。它是一種陰沉的、關涉生死的恐懼。它是整個環境都顯得充滿敵意的恐懼；是本來應該保護你的安全的機制，如國界、國家機關，顯得漏洞百出、效果不佳時所產生的恐懼；是面臨著某種難以理解的威脅時產生的恐懼。

在這些情況下，對權威的不信任變成了一種極為負面的自私和懷疑的心態。人們會尋求築起高牆，縮小信任的圈子。他們變得害怕。恐懼，當然會繼續滋生恐懼。恐懼是一團迷霧，會改變感受，會蒙蔽思考。恐懼，用小說家揚·馬特爾(Yann Martel)的話說，是「一片無聲的黑暗」。

埃博拉是一個難以預料的敵手。它在我們的肌體里找到了弱點。更糟糕的是，它也在我們文化的肌理里，找到了可以滲透的弱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