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的光澤

陳芳明

新詩朗誦會的燈光早已熄滅，迴盪在廳堂裡的聲音也已沉寂，只是那年余光中站在燈下朗誦自己作品時的身影，仍然生動而清晰地留存在我的記憶之中。過了遙遙三十年之後，一些曾經以為是無法擦拭的經驗，如今都逐漸在我的血肉裡淡化褪色。不過，總還會有一些人物與事件在我日益蒼涼的胸懷徘徊不去。必須承認的是，余光中是讓我難以釋懷者其中之一；縱然在過去崎嶇的歲月裡，他與我之間的情誼一度有過斷裂。
奔赴一場由余光中主持的新詩朗誦會，對於六○年代仍然是黑髮少年的我，無疑是一個重大的事件。把這樣的赴會形容為事件，絕對不是修辭上的誇張。那時余光中才正要結束他的新古典主義時期，他的詩集《蓮的聯想》在嗜詩的青年之間受到廣泛的傳誦。我也是透過這部作品初識余光中的文學靈魂，並且也開始接觸《在冷戰的年代》的系列作品。他的詩節奏明快，意象濃縮，結構周密，頗能牽引我甫入新詩世界的心神。如果每個時代都有它獨特的氣氛與情調，那麼在我的大學時期，余光中作品確實釀造了那時代一定的光澤。
一九六七年的夏天，我聽說台北的耕莘文教院有一場他的詩朗誦。我仍然還記得那天在學校上課時，就已察覺自己的情緒頗不寧靜。現在已不能分辨當時是不是抱著朝聖的心情。不過，比較能夠確信的是，我已經很熟悉他的作品的思維方式與創作技巧。那時，我讀過了他的早期詩集《萬聖節》，散文集《逍遙遊》，以及評論集《掌上雨》。即使未曾謀識，我總覺得他的聲音有時非常貼近我的心靈。那天在黃昏下課後，我搭車從新莊的輔仁大學出發。望著車窗外的樹木與稻田，我暗自默誦著他的詩句。好像預感著生命中將會有什麼事情發生，但是，又好像整個世界與尋常時刻沒有兩樣。那種亢奮而不安的內心活動，第一次讓我證實自己對詩的著迷。
已經記不清楚當晚余光中誦讀怎樣的作品。坐在聽眾席的中間，我發現他的身材比我想像的還要瘦小。我以為他上台後就會立即朗誦，但是，他卻做了一次小小的演講。他的開場白充滿了機智幽默，頗引人入勝。也許就在那個時刻，我感受到他的魅力。等到他正式朗誦詩作時，聲音中傳達出來的磁性與律動，更是使我的情緒無法抗拒。我記得後來還有幾位詩人上台朗誦，還包括一位西班牙神父。只是留在我記憶裡的生動形象，都是余光中的身影。
我無法理解自己對那場朗誦會為何如此牢記不忘。每當我讓時光倒流到六○年代，那晚的燈光與聲音，就會不期然浮現。循著那模糊的光與細微的聲，我總是能夠記取日後是如何與他認識的。
最初與他認識是透過散文家張秀亞教授的介紹。那是參加一次校園裡的徵文比賽之後，我寫了一篇關於閱讀余光中的心得而被評為首獎。擔任評審的張秀亞注意到我，並且答應把我介紹給余光中。那年我是大三的學生，余光中正滿四十歲。我到達他廈門街的住處時，現在回顧起來，其實是到達了我成長經驗過程中的一個門檻。因為，跨進那個門限之後，從此就啟開我對文學更深一層的探索。
一位歷史系的學生，在面對文學教授時，內心多少帶有些許惶恐。他知道我喜歡讀詩，偶爾也寫一些印象式的詩評。許多初次見面的談話，現在已呈模糊狀態。不過，他在日後就常常寫信給我，談他的創作，也列出文學批評的書目，期盼我能夠在詩的領域有所精進。
從大學後期，一直到研究所時期，余光中未嘗稍止地給我許多鼓勵。在長者的身上，我終於體會了什麼是提攜的意義。在那段期間，我看到他廈門街的日式住宅改建成現代式的公寓，這些過程都反映在他的詩與散文之中。時間在他生命裡改造的痕跡，我是清楚見證的了。我瞭解他的心境，從而也能夠掌握他的文學脈動。這也是為什麼我後來寫了一系列討論余光中作品的文字，由於有這樣的書寫，才加深了我對文學的追求。
記得深鎖在書庫尋找歷史資料時，我還是忘情地閱讀文學作品。我從未接受過任何的文學訓練，真正啟發並開導我的，唯余光中而已。縱然傳授給我的經驗是透過書信與對談，但這樣的文學教育較諸課堂上的講授還要來得深刻。我的學生常常對我抱持高度的好奇，他們總是喜歡追問，僅僅接受歷史學的訓練，如何能夠在中文系授課？究竟我主要的文學導師是誰？面對這個問題時，我的回答很不切實際，而只是淡然地說，我是自修學成的。不過，在內心深處，我確切知道在什麼地方一定有我的啟蒙者。每當如此反省時，我不能否認，余光中的影子總會出現在我眼前。如果我說是余光中的學生，他一定不會首肯。生命成長的歷程往往是錯綜複雜，時而曲折，時而迂迴，全然沒有清晰可辨的途徑。
直到我離開台灣之前，我的思考與憧憬，可以說受到他的影響。那樣的影響到底有多大，我無法評估。不過，從他的文字以及對文學的執著，我至少學習了一些意志的鍛鍊與堅持。在追求知識與文學的道路上，有些影響只是雲淡風輕，有些則是注入血肉。當這樣的影響發生效應時，可能會顯現在不經意的文字撰寫之中，但更為深刻的，則倒映在舉止進退的行為之上。我想，余光中應該在我的人格與風格上，有過強烈的感召。
回想這一段情誼，我自然是掩飾不了感傷。我的時代，我的思想，終於為這樣的情誼造成了疏離。如果我在政治意識上沒有開發過，也許仍然會與他保持密切的音信往返。等到發覺自己捲入政治運動的漩渦之後，我才領悟到往昔的友情已漸呈荒廢。在政治場域裡，交心表態是常常發生的事。尤其在接觸社會主義的思想之際，對於自己的情感竟然還淪落到以階級立場來分析的地步。現在我當然知道這是庸俗的幼稚的左派思考。然而，當年在海外我竟認真其事。我斤斤計較著政治立場與信仰，而不惜切斷從前的許多記憶。
恍恍惚惚回到台灣，舊有的眷戀隨著時間的消逝而變黃變老。粗礪的政治經驗，使我對任何事情都不致過於深信。所謂夢想，所謂真理，於我而言，已變得極其遙遠。但是，決定在台灣定居下來後，我的心情開始沉澱下來。有些已經死去的情感與記憶，奇妙地甦醒過來。這時，我才覺悟到所謂逝去的其實並未死掉。在幾個公共場合與余光中的不期而遇，果然證明了曾經被我壓抑的記憶並未全然窒息。
那天，我坐在研究室讀書，突然接到記者的電話訪問，告訴我余光中的七十歲生日即將到來，不知有何感想？我不禁望向窗外默默自問，時間真的過了如此之久嗎？只記得我對著電話的另一端說，到了今天的余光中仍然繼續創作的話，在文學史上就可視為重要的事件。我相信確實是這樣的。一個從年少時期就確立文學信仰的詩人，到了向晚時期還是對詩孜孜營求，這就是一項拚命的事業。在詩的迷宮裡，我知道他有過挫折，也有過冒險，最後竟然開闢道路，造成風潮。我認為這是了不起的成就。我仍然可以預見，跨過七十歲之後，他還是會保持旺盛的創造力，還可以有許多作品問世。這不是事件，是什麼？
三十年到底有多長？我也許不能測量出來，但是能夠確知的是，這樣的時間足夠讓我死去又復活過來。我活過兩次，第一次是未成熟的，第二次則是蒼涼的。但是，冥冥之中，在如此劇烈變化的歷程上，余光中於我生命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在我的第一次生命裡，他為我開路；在第二次生命，他使我反省。即使兩人見面的機會越來越稀少，我還是相信，詩的光澤繼續從他身上放射出來，繼續在我幽暗的內心閃爍發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