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其姿院士認為，疾病不是單純客觀的醫學現象。疾病有各種不同的文化與宗教意涵：不同語言，也建構出不同的身體與疾病概念。因此，研究歷史裡的疾病是瞭解歷史，尤其是社會史與文化史的有效途徑。現今人們對疾病的觀念深受十九世紀西方解剖學、生理醫學概念影響，認定疾病必然是生理病癥的反應，每個疾病均有其獨一無二的臨床特性，不同的細菌、病毒、生理變化皆產生不同的疾病，而每一疾病皆有獨特癥狀、過程與痊癒的定義。就西方醫學的觀點而言，每個疾病都應能在實驗室或解剖桌上被「證明」為某種疾病，若身體狀況沒有上述情況便不能算是疾病，不少學者也以今日生醫學的解釋套用在古人對病癥描述之上。但在這種觀點下的疾病歷史，似乎只是細菌、病毒在生理上變化的歷史，卻忽略了疾病也與社會、文化、歷史密切相關。就歷史學者的角度，生理醫學對疾病的解釋限制了人們對身體、疾病本身的瞭解，疾病不是一個絕對客觀的存在，對疾病的定義往往兼具理性與道德內容，需要回到其特定時空脈絡進一步理解。
美國著名作家與評論家 Susan Sontag (1933-2004) 於專著 “Illness as Metaphor”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78) 中鼓吹社會要把疾病視為單純的疾病，不應賦予任何道德意義。許多當代疾病的生理屬性並不明顯，如酗酒、憂鬱症、頭疼、肥胖症、厭食症、更年期、過動症等等，而且許多「新病」主要與社會文化壓力有關，其中也包括了性別關係的影響。梁院士說道，許多疾病成為「疾病」是經過一個獨特的語言建構過程，每個發生在獨特時空過程都具有獨特的社會、文化特色。疾病的文化特色經常呈現於疾病的名字，意即語言作為「界定」、「定義」疾病的工具。疾病在被認定、命名以後才成為社會現象。一個有了病因解釋、診斷方式、所屬類別，被定名的疾病，社會才能循例控制、監管病患，健保制度也按例給付。一些疾病只在某些文化裡被命名、被治療，難以用別的語言充分翻譯，如漢語古典醫籍裡的「痧」、「小兒驚風」，近代的「神經衰弱」，以及英文 hysteria（譯做「歇斯底里」）等病症，都難以用今天的生物醫學語言翻譯，但在特定時空，這些「疾病」被認為是客觀存在的。
歷史中有關疾病的討論通常發生在人的情境裡，與今日以實驗室語言來討論疾病有所不同，透過病人本身、醫生、家屬、看護者、鄰里的表述詮釋的「疾病」彼此皆有差異，但每一個角色都多少參與了疾病的「定義」，而家人的照顧方式、醫生的醫療行為、社會的衛生政策、病患本身的反應等均影響了人的「疾病」認知。然而，大部分過去的疾病史都忽略了疾病被「定義」的歷史過程，與疾病的定義如何影響個人行為與公共政策。美國哈佛大學科學 史 教授 Charles Rosenberg (1936- ) 即認為，疾病不是「建構」(construct) 出來的，而是被「界定」、「劃定」(frame) 出來的，因為不能否認疾病有其客觀的生物性，不是純粹主觀的、憑空的文化建構。梁院士強調，疾病的定義過程牽涉文化層面，但也離不開客觀生理層面。
疾病可從「概念與語言」及「醫病關係」兩種層面進行理解。傳統中國以陰陽五行的語言定義所謂的「疾病」，如陰陽不協調，或風濕寒暑燥火等六淫（外邪）。而西方則用體內體液平衡的概念理解「疾病」，如古希臘的四種體液論。或是以汙穢、瘴氣來形容、推導「疾病」的形成，傳統中國認為山嵐瘴氣有害人體，西方也有瘴氣論 (miasma)。此外，不同的身體也產生不同的疾病認知。西方人在細菌論之前以體液平衡的觀念想像身體的疾病，中國人則想像氣血在體內的經絡運行無礙才會「無疾」。中醫則認為身體內在有氣血流動，視為一動態系統。十五世紀的波斯醫學也有對體液流動於身體的想像。十七世紀以來，歐洲醫生以解剖學瞭解靜態的身體器官結構，十九世紀末在實驗室發展出來的細菌論則為疾病觀帶來革命性變化。其後，細菌論被人廣泛接受，成為思考疾病的主要語言工具。
在古代，疾病的定義與治療可從醫病之間互動的協商 (negotiation) 過程而構成，即為 negotiating disease 的概念。傳統中國儒醫與病人及其家屬互相討論病況的景象可見於元代《飲膳正要》醫生問診圖，明代名醫孫一奎也於醫案記錄病婦張氏的丈夫與醫生相互討論病情並給予評斷的過程。梁院士認為，醫病關係與疾病史息息相關，近代以前的病患也是主體角色，醫生對病人的不適作出診斷，並為其病命名；不同歷史與文化背景的醫生所擁有的判斷工具不同，而這些框架 (frameworks) 的變化就是社會史的主題。醫生與病人要有相同的身體與疾病概念、同樣的語言，醫療才可以進行。兩者協商的結果不但落實在醫療方式之上，也在政策制度之上。然而，近代西方權威性的生物醫學觀點使得病患只能被動接受專家的意見。另一方面，疾病觀不但受限於特定文化歷史背景，也反過來制定醫療的語境 (context-determining)，病因說、病的分類、診斷程序、治療原則等，構成了一套規範性的醫療語境，而其中人文的語境是有歷史變化的。
疾病可從「概念與語言」及「醫病關係」兩種層面進行理解。傳統中國以陰陽五行的語言定義所謂的「疾病」，如陰陽不協調，或風濕寒暑燥火等六淫（外邪）。而西方則用體內體液平衡的概念理解「疾病」，如古希臘的四種體液論。或是以汙穢、瘴氣來形容、推導「疾病」的形成，傳統中國認為山嵐瘴氣有害人體，西方也有瘴氣論 (miasma)。此外，不同的身體也產生不同的疾病認知。西方人在細菌論之前以體液平衡的觀念想像身體的疾病，中國人則想像氣血在體內的經絡運行無礙才會「無疾」。中醫則認為身體內在有氣血流動，視為一動態系統。十五世紀的波斯醫學也有對體液流動於身體的想像。十七世紀以來，歐洲醫生以解剖學瞭解靜態的身體器官結構，十九世紀末在實驗室發展出來的細菌論則為疾病觀帶來革命性變化。其後，細菌論被人廣泛接受，成為思考疾病的主要語言工具。
在古代，疾病的定義與治療可從醫病之間互動的協商 (negotiation) 過程而構成，即為 negotiating disease 的概念。傳統中國儒醫與病人及其家屬互相討論病況的景象可見於元代《飲膳正要》醫生問診圖，明代名醫孫一奎也於醫案記錄病婦張氏的丈夫與醫生相互討論病情並給予評斷的過程。梁院士認為，醫病關係與疾病史息息相關，近代以前的病患也是主體角色，醫生對病人的不適作出診斷，並為其病命名；不同歷史與文化背景的醫生所擁有的判斷工具不同，而這些框架 (frameworks) 的變化就是社會史的主題。醫生與病人要有相同的身體與疾病概念、同樣的語言，醫療才可以進行。兩者協商的結果不但落實在醫療方式之上，也在政策制度之上。然而，近代西方權威性的生物醫學觀點使得病患只能被動接受專家的意見。另一方面，疾病觀不但受限於特定文化歷史背景，也反過來制定醫療的語境 (context-determining)，病因說、病的分類、診斷程序、治療原則等，構成了一套規範性的醫療語境，而其中人文的語境是有歷史變化的。
梁其姿院士以麻風病 (leprosy) 進一步舉例說明。中國歷代曾以「癘病」解釋麻風，如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林富士 教授即曾分析秦律記載「癘者有罪，定殺」之說法：根據律文意義，「癘」在當時解釋為麻風病，「癘」不但被認為是「病」，還是一種由鬼神作祟所引起的疾病，而「癘」被視為是鬼神對人的「降罰」，是為「惡疾」，因此需採用「定殺」這種將人活活投入止水中淹殺的罕見刑罰方式處理，才能根絕鬼神對人的擾亂。隋代巢氏《諸病源候論》則主張外界的風若與體內的蟲互動，將有害於人身，諸癩症實均因「用力過度，飲食相違，行房太過」以致「毛孔既開，冷熱風入五臟」。再者，麻風病也曾以「癩疾」一詞定名解釋，十三世紀南宋醫書提出「癩疾」會傳染之論，甚至在周密 (1232-1298) 筆記小說《癸辛雜識》後集亦提到「過癩」，即女子透過性交將「癩疾」傳染給男子而使己身得以痊癒的做法。[1]明初醫學亦承襲「癩疾」會傳染的觀念，更與道教之宗教觀念結合，認為「大麻風」乃是家庭報應，或「在外不謹」而染病的報應，須由道士作法將病源切斷。到了近代，麻風病與當時的熱帶醫學、種族觀念結合，被認為是落後民族的疾病，具高傳染性。由於被認為有強烈傳染性，清代至民國時期有許多麻風病人被隔離於孤島，如成立於 1919 年的廣東台山大衾島麻風院。
麻風病的歷史透露了疾病觀念和社會的變化，與各時代醫學知識、宗教、法律、政治息息相關，亦與現代疾病的想像與處理有深刻的連續性，如愛滋病。疾病是個人與群體無可避免的經驗與必須處理的處境，也就是社會歷史重要的一部分，透過疾病史，我們更能深刻地瞭解社會及其歷史。
討論時，許多與會學者熱烈發言提問。廖運範院士詢問，現代醫學除了麻風之外，尚有無其他疾病可溯源？如肝病。梁院士回覆，古代醫學對疾病的分類與現代極為不同，因此溯源不易，但若從近現代生物醫學言論對肝病的討論演變進行深入研究，應該相當有趣，而她自己對於「病名」很感興趣，近期研究的對象則是「腳氣」。賴明詔院士則從微生物學的角度提問中醫是何時接受了西醫細菌學及相關醫學概念？梁院士答道，約莫進入二十世紀以後，中醫不得不慢慢地接受西醫的知識與理論，但仍為選擇性地接受西醫對某些病症的說法，並非全面接受。她以自己最近身體不適就醫的親身經驗為例，相詢的西醫說她的症狀屬於中風，需服十二天藥錠以治療控制；熟識的中醫則認為是風寒侵入經絡，對於她擅服西藥的行為頗感不滿，但見到西藥甚有療效，也就不再加以制止。梁院士表示，今日即使已採用西醫儀器檢查人體，但一般中醫仍用經絡氣血的概念理解人體，而香港社會普遍上均接受中、西醫治療，並無太過截然二分的情況，自己則沒有深入研究中醫如何接受西醫說法的過程。此外，直至十八、十九世紀的醫學革命和知識發展史影響，對於疾病的理解受到解剖學、細菌論及語言定名影響，醫學具科學特質的權威性方才逐漸建立，但現代各種疾病仍是透過生理醫學解釋和社會文化所共同決定，因此梁院士也呼籲臺灣多推廣醫學教育活動，以利提升醫學與人文教育的素養。
http://mingching.sinica.edu.tw/newsletter/017/201103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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