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不管選舉日發生了什麼，美國人都會問同樣的問題：什麼時候經濟才會好轉？
從很多方面來說，答案並不取決於周二誰獲勝。任何另有看法的人是在高估美國總統的能量。但是，如果總統沒有能力修補經濟的話，誰有呢？
不是美聯儲(Federal Reserve)。美聯儲已經向經濟中注入了越來越多的資本，因為至少在理論上，資本為資本主義提供能量。但仍有千百億美元現金躺在《財富》500強企業的無懈可擊的資產負債表上沉睡，還有千百億美元的資本在私募基金里一動不動，未做投資。
儘管渴望創立公司的企業家們發現自己找不到融資渠道，但資本家似乎對資本主義難以提起興趣。商人和投資者聽起來就像是“年邁的水手”（Ancient Mariner，塞繆爾·T·柯勒律治的《古舟子詠》中的人物——譯註）在抱怨“水呵水，到處都是水，卻沒有一滴能解我焦渴”。
這是個悖論，我把它的核心稱為“新金融學說”(Doctrine of New Finance)。人們在以日益高漲的宗教般的熱情將之廣為傳播，教授它的不僅有經濟學家，甚至還有像我這樣未能挑戰它的商學教授。這種學說所信奉的盈利度量驅使資本家遠離創造真實經濟增長的投資。
企業高管和投資者可能使用他們的資本投資三種類型的創新。我將第一種類型稱為“動力型”創新(empowering innovations)。它把只有少數人可以獲取的複雜而昂貴的產品轉變為大眾都可以得到的簡單而廉價的產品。
福特的T型車(Ford Model T)和索尼(Sony)的晶體管收音機屬於動力型創新，還有IBM和康柏(Compaq)的個人電腦，以及嘉信(Schwab)的網上交易系統。最近的例子有雲計算，它將之前只有大公司才能獲取的信息技術變革為小公司也能用得起的東西。
由於動力型創新需要越來越多的人從事這些產品的製造、配送、銷售和售後服務，因此能創造就業崗位。動力型投資還需要資本來擴大產能，並為應收款項和產品庫存提供資金。
第二種類型是“持續型”創新(sustaining innovations)，它用新產品替代舊產品。例如，豐田普銳斯(Toyota Prius)混合動力車是一款出色的產品。但是，豐田每賣出一輛普銳斯的時候，同一位顧客不會再買一輛凱美瑞(Camry)。持續型創新擁有“零和”效應：它用今天的新產品代替昨天的舊產品，因而不怎麼創造就業崗位。這種創新使我們的經濟蓬勃發展，按照美元計算，也創造了最多的創新價值，但它對經濟活動和資本的效應是中性的。
第三種類型是“效率型”創新(efficiency innovations)，它削減了生產和配送現有產品和服務的成本。這樣的例子有鋼鐵行業的小鍊鋼廠(minimill)和Geico公司的網上保險業務。考慮全行業的情況，由於整合了流程，這種創新幾乎總是會減少就業崗位凈數量。但它還同時保護了許多剩下的就業崗位，因為如果沒有這種創新的話，面對已經改造得效率更高的外國公司的競爭，整間公司和整個行業都可能會消失。
效率型創新也能解放資本。沒有它，經濟中的大部分資本將躺在資產負債表上不動，沒有渠道將其重新配置，為新型創新提供能量。比方說，豐田的“即時生產系統”(just-in-time production system)是一種效率型創新，使得生產商的庫存遠遠低於從前，因而可以用少得多的資本就能繼續運營下去。
各行業往往在這三種創新中進行轉換。比方說，早期的計算機主機價格昂貴、運行複雜，只有大公司才能擁有和使用。但個人電腦簡單便宜，給很多人帶來了幫助與動力。
IBM和惠普(Hewlett-Packard)等公司必須僱傭數十萬人製造和銷售個人電腦。然後，這些公司設計和銷售更好的電腦，也就是進行持續型創新，激勵大家不斷購買更新、更好的產品。最後，戴爾(Dell)這樣的公司使整個行業的效率提高許多。這減少了行業內部的僱員凈數量，但是解放了之前用於供應鏈的資本。
理想狀態下，三種創新循環反覆。動力型創新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因為它創造了新的消費。只要動力型創新創造出的就業崗位比效率型創新消除的崗位更多，只要效率型創新解放的資本重新投資到動力型創新中去，我們就不會面臨衰退。三種創新的組合是微妙的。但是，當它們正確運行的時候，經濟就會成為一台非凡的機器。
在過去150年中的絕大部分時間裡，美國經濟就是這樣運行的。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研究，1948年到1981年間美國七次從經濟衰退中復蘇，每次都在約六個月後返回衰退前的僱傭峰值，非常有規律。
不過，在過去三次的復蘇中，美國經濟引擎發出了我們聞所未聞的聲音。1990年的復蘇耗時15個月，而不是典型的六個月，才達到衰退前的最佳經濟表現水平。2001年的衰退，耗時39個月才走出谷底。這一次，我們的經濟引擎哀鳴了60個月，試圖達到衰退前的水平。我們是否能夠、何時能夠或怎樣才能夠達到，這些都不明朗。經濟引擎失衡了，正在失去動力。但原因何在？
答案在於，效率型創新在解放資本，在美國，這部分資本被再次投資到了更多的效率型創新中。相比之下，美國的動力型創新大不如前。我們需要重新取得動力型創新和效率型創新之間的平衡。
“新金融學說”幫助帶來了這一情況。共和黨知識分子喬治·F·吉爾德(George F. Gilder)教導我們，我們應該節約使用那些稀少和昂貴的資源，但可以浪費充足和低廉的資源。當這一學說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出現時，資本在我們的經濟體系中還是相對稀少的。所以我們教學生如何放大投入公司的每一美元，如何在每一美元上獲得最大收入與盈利。為了計算這樣做的效率，我們重新定義了利潤：不再是美元、日元或人民幣，而是像凈資產收益率(RONA)、資本收益率(ROCE)和內部收益率(IRR)這樣的比率。
在這樣的新測量術語出現之前，企業高管和投資者都使用像“一大筆錢”這樣的粗糙概念來形容盈利能力。這些新測量術語都是分數形式，能讓高管們擁有更多可能性：他們可以通過創新增加凈資產回報率的分子，但也可以通過外包減少資產負債表上的資產，從而縮小分母。這兩種方法都可以增加凈資產收益率和資本收益率。
同樣地，內部收益率也給了投資者更多選擇。時間範圍短，則收益率增加。所以，投資者可以通過只投資持續型創新和效率型創新這種速贏方式來實現更高的內部收益率，而不是投資於需要五到八年才能收到效果的動力型創新。
當今的美國處在一個宏觀經濟的悖論之中，我們或許可以稱之為資本家的兩難處境。企業高管、投資者和分析人士按照他們自己的觀點和接受的教育來做正確的事。這些學說和其最早被提出時的環境是相適的——資本在當時還很稀少。
但我們從未告訴我們的學徒，在資本雄厚且某種新技能處於稀缺狀態之時，同樣的規則反而變成了錯誤的規則。繼續計算資本的有效性將阻礙對動力型創新的投資，因為這種投資會降低凈資產收益率、資本收益率和內部收益率，但動力型投資可以帶來我們所需的新增長。
這就像是，華盛頓的那些被我們高度信任的領導正站在海灘上，把手裡握着的消防水管開到最大，然後往資本的海洋里傾瀉更多資本。我們在試圖解決一個錯誤問題。
我們的高等教育讓問題更加惡化。效率型創新通常讓技術過時的工人淪為失業者。而動力型創新通常會改變工作的性質——創造出的崗位空缺又無人填補。
今天，創立公司所需的、集中於動力型創新的教育技能相當匱乏。但我們的領導還在浪費教育，他們把幾十億美元投入到佩爾獎學金(Pell Grants)，還為學生提供補助貸款，而這些學生畢業時所擁有的技能和專業卻不能為僱主所用。
對此有沒有解決辦法？這很複雜，但我要提出三個想法，來拋磚引玉。
改變度量標準 因為資本充足且廉價，我們現在可以恣意使用資本。但我們不能再浪費教育，還為那些幾乎不能製造就業崗位的學科提供補助。和優化教育收益率相比，優化資本收益率產生的增長更少。
改變資本利得稅稅率 今天，個人所得稅稅率是遞增的——我們賺的錢越多，稅率就越高。相比之下，針對投資收益的稅率只有兩種。我們所持有的不到一年的投資所產生的收益是按照個人所得稅稅率來徵收。但如果我們持有的投資超過了365天（多一天也是），則通常的稅率不會超過15%。
其實，我們應該根據資本在公司的投資時間長短來實現資本利得稅的遞減。短期投資應該繼續按照個人所得稅率來徵收。但投資時間越長，稅率應該降低。這樣一來，五年投資的稅率可能為零，而八年投資的稅率可能為負。
從長期來看，通過依靠來自動力型創新企業和員工的稅款，這一政策變化會給聯邦赤字帶來積極影響。
改變政治 在稅收問題和分配問題（把最富有的1%人口的資本分配給中產階級）上，美國的兩大政黨都搞錯了。一些最富有的美國人在用錢生錢，這是事實——他們投資於效率型創新，而不是創造就業崗位。他們在按照自己學到的知識做事，但時代已經不同了。
如果國稅局通過稅收抽取了這部分人的財富，然後再分配給其他人，這並不會有助於經濟。如果我們的經濟體系中沒有動力型創新產品和服務，大部分重新分配的資本將被用來購買持續型創新——用消費來代替消費。我們必須激勵最富有階層進行長期投資。這樣才能創造增長。
誠然，我提出的只是一個簡單的模式，而我們面臨的問題相當複雜。但我希望這能幫助我們以及我們的領導人認識到，曾經正確的政策現已不再正確，而違反直覺的方法或許真可以扭轉我們的經濟局勢。
Clayton M. Christensen是哈佛大學的商學教授，與人合著了《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How Will You Measure Your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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