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爾贊的生前好友、編輯阿瑟·克里斯托(Arthur Krystal)宣布了他的死訊。
Donal F. Holway/The New York Times
1971年，巴爾贊先生在曼哈頓的紐約城市大學畢業生中心(New York』s Graduate Center)。
巴爾贊先生是個充滿好奇心，創造力異常豐富的人，有着廣泛的興趣愛好——既包括柏遼茲（法國音樂家——編注）也包括棒球。一個世紀之前，他在巴黎郊外的住所里接受童年啟蒙，他的家後來成了前衛藝術沙龍。
巴爾贊先生與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與萊昂內爾·斯里林(Lionel Trilling)等人都是20世紀中期涉獵最廣的學者，他們都試圖將歐洲文化與哲學的成就與美國知識界和文化界的品位與需求調和起來。
幾十年來，巴爾贊寫過數十本書，年歲的增長絲毫未損於他的智力。92歲高齡之際（他聲稱自己的高產有部分是得益於長期失眠），他出版了自己一生最富野心的百科全書式著作《從黎明到衰落》(From Dawn to Decadence)，這本877頁的書探討了西方文化500年來的全貌，聲稱西方文明正在進入衰落期。
巴爾贊先生既涉足學術領域也涉足公眾領域，雖然身為學者，但他曾驕傲地說過，自己站在人民一邊。 無論是在書中還是在課堂上，他都大力捍衛浪漫主義文學、19世紀音樂與西方文學經典。他幫助哥倫比亞大學設計了影響深遠的“偉大的書”課程，此外他在該大學裡擔任教務長、學院院長和教授長達半個世紀，是最受尊敬的人物之一。
作為教育家，巴爾贊先生是美國大學重要的批評者之一，1968年，他聲稱美國大學的課程設置充滿五花八門的課題，已經成了雜亂無章的“大市場” 。
但他同時也是一個大眾化的作家，相信藝術與學術不應同廣義上的美國文化割裂開來。他說，為普通讀者寫作，是“學者的責任”。
因此他為《生活》(Life)雜誌擔任歷史顧問，也為Harper’s雜誌擔任評論員，他的文章既發表在《生活》《星期六晚郵報》(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也刊登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和《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上。1951年，他和斯里林先生以及W·H·奧登(W. H. Auden)一起創立了“讀者訂閱圖書俱樂部”(Readers’ Subscription Book Club)，旨在普及嚴肅的文學和學術作品。
他的興趣也擴展到了推理小說，1961年，他在選集《偵破的快樂》(The Delights of Detection)探討了這個話題。棒球是他的另一個愛好，他以一個學者的角度去思考這項美國的著名運動。在1953年的隨筆《論棒球》(On Baseball)中，他寫道：
“1951年秋，我們都經歷了激情的滌盪，道奇隊(Dodgers)的命運令人哀嘆，聯賽冠軍的錦旗在最後一分鐘離它而去，令我們聯想起古希臘悲劇。”
和許多同行不一樣，巴爾贊教授不願公開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部分是因為他是大學的管理者，必須超然於紛爭之上；部分也是由於他面對世界時採取一種超脫的禮貌，對知識分子生活有一種譏諷的懷疑主義態度。
“知識分子最大的痛苦來自於彼此的作品，”他在1959年的《知識分子之家》(The House of Intellect)里寫道。
巴爾贊先生雖然與政治議題保持着距離，但在20世紀60世紀末哥倫比亞大學學生抗議事件之後，他卻得到了文化保守主義者的名聲。後來他聲稱“西方人民”“已經為世界提供了很多前所未有、別處未見的觀點和制度”。
但是與此同時，他又說，西方文明妒忌那些已經被自己放棄的東西，同時屈從於反叛的誘惑，從而為自己播下了毀滅的種子。他說，西方文明的價值與缺陷在某些方面其實是一回事：反抗的自由有可能變成徹底的虛無主義，從而導致文明的衰落。他目睹這一幕正在發生。
作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他的聲譽毋庸置疑。他曾經獲得“榮譽軍團”(Legion of Honor)騎士稱號，這是法國的最高榮譽，由波拿巴·拿破崙創立；他還曾獲得美國授予平民的最高榮譽“自由勳章”(Medal of Freedom)，由喬治·W·布殊總統頒發。許多詩人與學者都是他的朋友，進入21世紀之後，他與朋友們一直保持着既爭辯又和諧的關係。他的授權傳記《雅克·巴爾贊：心靈畫像》(Jacques Barzun: Portrait of a Mind)由邁克爾·穆雷(Michael Murray)撰寫，於2011年出版。
1996年，他出人意料地從紐約遷居聖安東尼，在那裡一直住到逝世之時。
“在歐洲與美國東部一直被人類以及人類的建造物所包圍，來到廣大的空間真令人興奮不已，”1982年，他在給《紐約時報》的文章中寫到自己一再拜訪得克薩斯州 ，“四周地平線呈現廣闊遼遠的圓形，沒有山脈的遮擋。”
雅克·巴爾贊1907年11月30日出生於巴黎郊區的克雷台爾(Créteil)，父親名叫昂利·馬丁·巴爾贊(Henri Martin Barzun)，母親名叫安妮-羅斯·巴爾贊(Anne-Rose Barzun)。父親是外交家兼作家，對藝術充滿興趣。巴爾贊的家成了前衛藝術沙龍，巴爾贊先生曾說它是“現代主義的溫床”與“衝動分子的招待會”。作家讓·考克多(Jean Cocteau)和畫家阿爾伯特·格萊茲(Albert Gleizes)都是沙龍的常客，格萊茲為巴爾贊先生之母所繪的肖像仍掛在巴爾贊先生家裡。
“我9歲時，”2000年巴爾贊先生在接受《紐約時報》訪談時說，“我覺得除了管道工和雜貨店的送貨員之外，世界上所有人都是藝術家。”
巴爾贊先生在德薩伊中學(Lycée Janson de Sailly)就讀，結果9歲的他卻變成在學校里教書了——“一戰”於1914年爆發後，許多教師被徵召入伍，年紀大的學生們就得負責給年紀小的學生們上課。
巴爾贊先生的許多朋友與熟人們都在那場戰爭中死去，他覺得戰爭是一種“動蕩的體驗”。1917年，他父親作為外交官出使美國。11歲的他“體驗到深深的沮喪”，2000年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他說。他甚至考慮過自殺。
1920年，法國的大學系統受到戰爭嚴重破壞，而年輕的雅克也仍處於絕望狀態，家人決定送他去美國旅行，由他的母親陪伴。為了提高英語水平，他讀了《格列佛漫遊記》(Gulliver’s Travels)。他說，他對美國的最初想法就是：那裡和《格列佛漫遊記》里的小人國和大人國差不多奇怪。
“我看了很多關於印第安人的書，”他說，“我覺得到了美國能看到印第安人在平原上縱馬馳騁。”
結果他卻去了哥倫比亞大學，在那裡讀到了當時最重要的評論家與歷史學家的著作，包括F·J·E·伍德布里奇(F. J. E. Woodbridge)、約翰·杜威(John Dewey)、馬克·范·多倫(Mark Van Doren)與莫蒂默·阿德勒(Mortimer Adler)。他當上了校報的戲劇評論家，為校園話劇《朱萊卡，或受辱的蘇丹》(Zuleika, or the Sultan Insulted)寫歌詞，並協助創立了提供家教服務的“幽靈公司”(Ghosts Inc.)。
1927年他畢業時是典禮上進行告別緻辭的榮譽學生，當年夏天便開始在哥倫比亞初次教授當代文明課程，此後一直留在哥大，直到1975年退休。1928年，他在這裡獲得碩士學位，1932年獲得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是關於法國啟蒙運動時期的政治哲學家孟德斯鳩，論文中抨擊了對“法國人”的流行觀念。他和哥倫比亞大學關係非常密切，連該大學的學士服都是由他重新設計的。
1931年，他與盧克麗霞·穆埃勒(Lucretia Mueller)結婚，二人於1936年離異，同年他與瑪麗安娜·洛威爾(Mariana Lowell)結婚，她是詩人羅伯特·洛威爾(Robert Lowell)的遠親，也是詩人艾米·洛威爾(Amy Lowell)的侄女，於1979年逝世。1980年他又與瑪格麗特·達文波特(Marguerite Davenport)結婚，她是詹姆斯敦殖民地一位創立者的後裔，亦是研究美國文學的學者，如今尚在人世。第二次婚姻為他帶來三個孩子：詹姆斯、羅傑與伊莎貝拉·巴爾贊，他們如今也尚在人間，為他帶來10個孫子孫女與8個曾孫子女。
接觸到發展文化史研究後，巴爾贊先生迎來了學術生涯的轉折點，這門學科涉及文化、藝術與在公眾視野中呈現的對重大史實的觀點。在哥倫比亞大學，巴爾贊先生曾助史學家卡爾頓·J·H·海斯(Carlton J. H. Hayes)編寫教科書《現代歐洲政治與文化史》，他說，自己正是從這本書開始“啟動”了。
他早期著作的主題是關於20世紀30年代的政治世界（1933年他成了美國公民）。他1937年的著作《種族：對現代迷信的研究》(Race: A Study in Modern Superstition)是在他學術論文的基礎上發展而來。1939年，“二戰”前夕，他寫了《人類自由》(Of Human Freedom)，抨擊專制主義，追溯民主的智力起源。
這些主題反映出他對19世紀自由主義及其個人主義與自由理想的捍衛，反對那些他認為是僵化、宿命論與貴族氣的學術與政治傳統。這一思想貫穿他整個學術生涯。
巴爾贊先生後來漸漸把自由主義同歐洲浪漫主義聯繫起來，他認為這一點特別反映在華茲華斯與歌德等詩人以及柏遼茲和貝多芬等作曲家身上。他1950年的兩卷本專著《柏遼茲與浪漫主義世紀》(Berlioz and the Romantic Century)被譽為恢復了柏遼茲作為偉大作曲家地位的著作。巴爾贊先生後來寫道，浪漫主義“不僅意味着危險、奮鬥與激情，也意味着創造、多樣化與個人天賦”。在1956年的《時代》雜誌上，巴爾贊先生稱美國是“最卓越的浪漫主義之鄉”，從而把這個國家的未來的可能性與他最熱愛的知識分子傳統聯繫在一起。
為了捍衛浪漫主義的生機，巴爾贊先生抨擊任何“系統化”或“絕對”的事物，特別是“科學至上論”，他認為這是現代化對浪漫主義不公正的報復。在他1941年的一本富於創意的著作《達爾文、馬克思與瓦格納：批判的遺產》(Darwin, Marx, Wagner: Critique of a Heritage)中，他提出20世紀的思想主要受到這三個人的影響，最後結論說這三種影響是有害的。他寫道，達爾文、馬克思與瓦格納每人都創立了一種“機械唯物主義”，令人類與各種變量都從屬於支配性的體系。巴爾贊先生把這些體系同科學的世界觀聯繫在一起，認為科學把它的力量橫加到信仰、社會與藝術領域。
這個觀點成為他著作中一再出現的主題；巴爾贊先生甚至認為科學對大學教育產生了一種毒害作用。然而他也認為現代科學是“人類心智所取得的最重大也是最意外的成就之一”，他一再抨擊任何“機械科學至上論”的跡象，認為這種科學至上論有極大的危害。
1964年，他在著作《科學：輝煌的娛樂》(Science: The Glorious Entertainment)之中諷刺地稱讚科學是一種“無孔不入的能量”。
他寫道：“它既是一種思維方式，也是一種強烈的情感與信仰的源泉，和歷史上任何一種類似的源泉一樣狂熱。”
這種對科學的觀點以及他試圖把達爾文和瓦格納與所謂的機械主義特質聯繫起來的嘗試，成了他的研究中最薄弱也是最過時的環節。但巴爾贊先生在美國教育系統中為浪漫自由主義爭取一席之地的努力才是他最有影響力的地方。他相信大學的使命應該與職業訓練和政治宣傳完全無關。他寫道，大學不應當是“公用事業”，而應當是“心靈之城”，應當完全致力於延續西方文明的知識分子傳統。
這一思想貫穿在他編纂的古典文學與哲學課本中，這一課程仍是哥倫比亞大學所有新生的必修課。他和斯里林一起開設了哥倫比亞大學最有名的課程“1975年後的歐洲知識史與文化研究”，這一課程被人們親切地稱為“巴爾贊-斯里林研討會”。
在《美國的大學：它的運行與未來》(The American University: How It Runs, Where It Is Going, 1968)等著作中，巴爾贊先生提出的問題依然困擾着當今的學術與知識界：大學教育的目的是什麼？歐洲精英藝術傳統與美國民主大眾文化之間的關係到底應當是怎樣才理想？
他對很多問題的立場都引發了爭議。他對柏遼茲的捍衛引發的爭論尤其激烈，以至於1950年奧登在《紐約時報書評》上撰文稱巴爾贊先生“有時候更像一個瘋狂樂迷，對於他來說柏遼茲是唯一一個曾經存在過的作曲家，任何對柏遼茲最輕微的批評都像褻瀆神明”。
1945年，《紐約客》在評論他的著作《美國的教師》(Teacher in America)時說，“任何從事教師職業的人都應當讀巴爾贊先生的書，就算只是為了能跟他吵架也值得。”
但他也有大批擁躉。1959年，丹尼爾·J·布爾斯汀(Daniel J. Boorstin)在《紐約時報》撰文稱，巴爾贊先生的《知識分子之家》(The House of Intellect)是“多年來針對美國文化的最重要的批評”。
在那本書里，巴爾贊先生認為平等主義在政治領域內值得讚美，但卻不應當存在於大學之中。他反對在教育中實行“慈善政策”，他說這種做法 “如果實施在涉及心智的領域，就成了一種關於自由和平等機會的教條主義”。
60年代，他在《美國的大學》(The American University)一書中寫道：“人們錯誤地期待大學能夠‘為家庭提供藝術、在建築與社會道德方面滿足各種不同品味、治癒癌症、重修法典，既提供職業培訓，也能培育出一種充滿文化的生活。”
他還反對把學術政治化，不論是支持還是反對政府的政策。比如1968年哥倫比亞大學學生遊行時，抗議者佔領了學校的行政建築，抓了一位學院院長做人質，他們不僅抗議越戰，也抗議大學在捍衛國家體制乃至學校周邊曼哈頓商業精英階層方面所起的作用。巴爾贊先生在批評這些抗議的時候，指責校方沒有盡到教育學生的責任。至於這些抗議者們，他寫道，則是做下了“學生專制”的惡行。
巴爾贊先生從哥倫比亞大學退休後，當上了“查爾斯·斯克里博納的兒子們”(Charles Scribner’s Sons)出版社的顧問。巴爾贊先生對西方文明研究的熱忱一直持續到晚年。他的傳記作者邁克爾·穆雷(Michael Murray)說，2001年，他開始寫一本名叫《兩面神》(Janus)的書，“內容是以一個30世紀考古學家的角度評價當今文化。”2008年，他對這本書不滿意，就把它扔到了一邊。
在2000年的《從黎明到衰落》一書中，他認為西方世界最偉大的優點之一就是它的“雜交文明”特質：在它的發展過程之中有機地融合了數十個國家的文化。
他追溯西方文化發展長河中各個階段的崛起與衰落，認為下一次衰落近在咫尺，會導致“對500年來文明的總清算”。他認為，這一次的衰落並不是由科學至上論和絕對主義引起，而是由文明自身的內部危機導致，他相信這種危機是由虛無主義和反叛所帶來的。
然而，他也相信在歷史的循環發展中，下一次的復興也終將來到。
他寫道：“真正的原創性與創造力，這些清新的浪潮只會在陰影之中突然襲上海岸，屆時人們將會重新發現西方。”
巴爾贊先生與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與萊昂內爾·斯里林(Lionel Trilling)等人都是20世紀中期涉獵最廣的學者，他們都試圖將歐洲文化與哲學的成就與美國知識界和文化界的品位與需求調和起來。
幾十年來，巴爾贊寫過數十本書，年歲的增長絲毫未損於他的智力。92歲高齡之際（他聲稱自己的高產有部分是得益於長期失眠），他出版了自己一生最富野心的百科全書式著作《從黎明到衰落》(From Dawn to Decadence)，這本877頁的書探討了西方文化500年來的全貌，聲稱西方文明正在進入衰落期。
巴爾贊先生既涉足學術領域也涉足公眾領域，雖然身為學者，但他曾驕傲地說過，自己站在人民一邊。 無論是在書中還是在課堂上，他都大力捍衛浪漫主義文學、19世紀音樂與西方文學經典。他幫助哥倫比亞大學設計了影響深遠的“偉大的書”課程，此外他在該大學裡擔任教務長、學院院長和教授長達半個世紀，是最受尊敬的人物之一。
作為教育家，巴爾贊先生是美國大學重要的批評者之一，1968年，他聲稱美國大學的課程設置充滿五花八門的課題，已經成了雜亂無章的“大市場” 。
但他同時也是一個大眾化的作家，相信藝術與學術不應同廣義上的美國文化割裂開來。他說，為普通讀者寫作，是“學者的責任”。
因此他為《生活》(Life)雜誌擔任歷史顧問，也為Harper’s雜誌擔任評論員，他的文章既發表在《生活》《星期六晚郵報》(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也刊登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和《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上。1951年，他和斯里林先生以及W·H·奧登(W. H. Auden)一起創立了“讀者訂閱圖書俱樂部”(Readers’ Subscription Book Club)，旨在普及嚴肅的文學和學術作品。
他的興趣也擴展到了推理小說，1961年，他在選集《偵破的快樂》(The Delights of Detection)探討了這個話題。棒球是他的另一個愛好，他以一個學者的角度去思考這項美國的著名運動。在1953年的隨筆《論棒球》(On Baseball)中，他寫道：
“1951年秋，我們都經歷了激情的滌盪，道奇隊(Dodgers)的命運令人哀嘆，聯賽冠軍的錦旗在最後一分鐘離它而去，令我們聯想起古希臘悲劇。”
和許多同行不一樣，巴爾贊教授不願公開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部分是因為他是大學的管理者，必須超然於紛爭之上；部分也是由於他面對世界時採取一種超脫的禮貌，對知識分子生活有一種譏諷的懷疑主義態度。
“知識分子最大的痛苦來自於彼此的作品，”他在1959年的《知識分子之家》(The House of Intellect)里寫道。
巴爾贊先生雖然與政治議題保持着距離，但在20世紀60世紀末哥倫比亞大學學生抗議事件之後，他卻得到了文化保守主義者的名聲。後來他聲稱“西方人民”“已經為世界提供了很多前所未有、別處未見的觀點和制度”。
但是與此同時，他又說，西方文明妒忌那些已經被自己放棄的東西，同時屈從於反叛的誘惑，從而為自己播下了毀滅的種子。他說，西方文明的價值與缺陷在某些方面其實是一回事：反抗的自由有可能變成徹底的虛無主義，從而導致文明的衰落。他目睹這一幕正在發生。
作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他的聲譽毋庸置疑。他曾經獲得“榮譽軍團”(Legion of Honor)騎士稱號，這是法國的最高榮譽，由波拿巴·拿破崙創立；他還曾獲得美國授予平民的最高榮譽“自由勳章”(Medal of Freedom)，由喬治·W·布殊總統頒發。許多詩人與學者都是他的朋友，進入21世紀之後，他與朋友們一直保持着既爭辯又和諧的關係。他的授權傳記《雅克·巴爾贊：心靈畫像》(Jacques Barzun: Portrait of a Mind)由邁克爾·穆雷(Michael Murray)撰寫，於2011年出版。
1996年，他出人意料地從紐約遷居聖安東尼，在那裡一直住到逝世之時。
“在歐洲與美國東部一直被人類以及人類的建造物所包圍，來到廣大的空間真令人興奮不已，”1982年，他在給《紐約時報》的文章中寫到自己一再拜訪得克薩斯州 ，“四周地平線呈現廣闊遼遠的圓形，沒有山脈的遮擋。”
雅克·巴爾贊1907年11月30日出生於巴黎郊區的克雷台爾(Créteil)，父親名叫昂利·馬丁·巴爾贊(Henri Martin Barzun)，母親名叫安妮-羅斯·巴爾贊(Anne-Rose Barzun)。父親是外交家兼作家，對藝術充滿興趣。巴爾贊的家成了前衛藝術沙龍，巴爾贊先生曾說它是“現代主義的溫床”與“衝動分子的招待會”。作家讓·考克多(Jean Cocteau)和畫家阿爾伯特·格萊茲(Albert Gleizes)都是沙龍的常客，格萊茲為巴爾贊先生之母所繪的肖像仍掛在巴爾贊先生家裡。
“我9歲時，”2000年巴爾贊先生在接受《紐約時報》訪談時說，“我覺得除了管道工和雜貨店的送貨員之外，世界上所有人都是藝術家。”
巴爾贊先生在德薩伊中學(Lycée Janson de Sailly)就讀，結果9歲的他卻變成在學校里教書了——“一戰”於1914年爆發後，許多教師被徵召入伍，年紀大的學生們就得負責給年紀小的學生們上課。
巴爾贊先生的許多朋友與熟人們都在那場戰爭中死去，他覺得戰爭是一種“動蕩的體驗”。1917年，他父親作為外交官出使美國。11歲的他“體驗到深深的沮喪”，2000年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他說。他甚至考慮過自殺。
1920年，法國的大學系統受到戰爭嚴重破壞，而年輕的雅克也仍處於絕望狀態，家人決定送他去美國旅行，由他的母親陪伴。為了提高英語水平，他讀了《格列佛漫遊記》(Gulliver’s Travels)。他說，他對美國的最初想法就是：那裡和《格列佛漫遊記》里的小人國和大人國差不多奇怪。
“我看了很多關於印第安人的書，”他說，“我覺得到了美國能看到印第安人在平原上縱馬馳騁。”
結果他卻去了哥倫比亞大學，在那裡讀到了當時最重要的評論家與歷史學家的著作，包括F·J·E·伍德布里奇(F. J. E. Woodbridge)、約翰·杜威(John Dewey)、馬克·范·多倫(Mark Van Doren)與莫蒂默·阿德勒(Mortimer Adler)。他當上了校報的戲劇評論家，為校園話劇《朱萊卡，或受辱的蘇丹》(Zuleika, or the Sultan Insulted)寫歌詞，並協助創立了提供家教服務的“幽靈公司”(Ghosts Inc.)。
1927年他畢業時是典禮上進行告別緻辭的榮譽學生，當年夏天便開始在哥倫比亞初次教授當代文明課程，此後一直留在哥大，直到1975年退休。1928年，他在這裡獲得碩士學位，1932年獲得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是關於法國啟蒙運動時期的政治哲學家孟德斯鳩，論文中抨擊了對“法國人”的流行觀念。他和哥倫比亞大學關係非常密切，連該大學的學士服都是由他重新設計的。
1931年，他與盧克麗霞·穆埃勒(Lucretia Mueller)結婚，二人於1936年離異，同年他與瑪麗安娜·洛威爾(Mariana Lowell)結婚，她是詩人羅伯特·洛威爾(Robert Lowell)的遠親，也是詩人艾米·洛威爾(Amy Lowell)的侄女，於1979年逝世。1980年他又與瑪格麗特·達文波特(Marguerite Davenport)結婚，她是詹姆斯敦殖民地一位創立者的後裔，亦是研究美國文學的學者，如今尚在人世。第二次婚姻為他帶來三個孩子：詹姆斯、羅傑與伊莎貝拉·巴爾贊，他們如今也尚在人間，為他帶來10個孫子孫女與8個曾孫子女。
接觸到發展文化史研究後，巴爾贊先生迎來了學術生涯的轉折點，這門學科涉及文化、藝術與在公眾視野中呈現的對重大史實的觀點。在哥倫比亞大學，巴爾贊先生曾助史學家卡爾頓·J·H·海斯(Carlton J. H. Hayes)編寫教科書《現代歐洲政治與文化史》，他說，自己正是從這本書開始“啟動”了。
他早期著作的主題是關於20世紀30年代的政治世界（1933年他成了美國公民）。他1937年的著作《種族：對現代迷信的研究》(Race: A Study in Modern Superstition)是在他學術論文的基礎上發展而來。1939年，“二戰”前夕，他寫了《人類自由》(Of Human Freedom)，抨擊專制主義，追溯民主的智力起源。
這些主題反映出他對19世紀自由主義及其個人主義與自由理想的捍衛，反對那些他認為是僵化、宿命論與貴族氣的學術與政治傳統。這一思想貫穿他整個學術生涯。
巴爾贊先生後來漸漸把自由主義同歐洲浪漫主義聯繫起來，他認為這一點特別反映在華茲華斯與歌德等詩人以及柏遼茲和貝多芬等作曲家身上。他1950年的兩卷本專著《柏遼茲與浪漫主義世紀》(Berlioz and the Romantic Century)被譽為恢復了柏遼茲作為偉大作曲家地位的著作。巴爾贊先生後來寫道，浪漫主義“不僅意味着危險、奮鬥與激情，也意味着創造、多樣化與個人天賦”。在1956年的《時代》雜誌上，巴爾贊先生稱美國是“最卓越的浪漫主義之鄉”，從而把這個國家的未來的可能性與他最熱愛的知識分子傳統聯繫在一起。
為了捍衛浪漫主義的生機，巴爾贊先生抨擊任何“系統化”或“絕對”的事物，特別是“科學至上論”，他認為這是現代化對浪漫主義不公正的報復。在他1941年的一本富於創意的著作《達爾文、馬克思與瓦格納：批判的遺產》(Darwin, Marx, Wagner: Critique of a Heritage)中，他提出20世紀的思想主要受到這三個人的影響，最後結論說這三種影響是有害的。他寫道，達爾文、馬克思與瓦格納每人都創立了一種“機械唯物主義”，令人類與各種變量都從屬於支配性的體系。巴爾贊先生把這些體系同科學的世界觀聯繫在一起，認為科學把它的力量橫加到信仰、社會與藝術領域。
這個觀點成為他著作中一再出現的主題；巴爾贊先生甚至認為科學對大學教育產生了一種毒害作用。然而他也認為現代科學是“人類心智所取得的最重大也是最意外的成就之一”，他一再抨擊任何“機械科學至上論”的跡象，認為這種科學至上論有極大的危害。
1964年，他在著作《科學：輝煌的娛樂》(Science: The Glorious Entertainment)之中諷刺地稱讚科學是一種“無孔不入的能量”。
他寫道：“它既是一種思維方式，也是一種強烈的情感與信仰的源泉，和歷史上任何一種類似的源泉一樣狂熱。”
這種對科學的觀點以及他試圖把達爾文和瓦格納與所謂的機械主義特質聯繫起來的嘗試，成了他的研究中最薄弱也是最過時的環節。但巴爾贊先生在美國教育系統中為浪漫自由主義爭取一席之地的努力才是他最有影響力的地方。他相信大學的使命應該與職業訓練和政治宣傳完全無關。他寫道，大學不應當是“公用事業”，而應當是“心靈之城”，應當完全致力於延續西方文明的知識分子傳統。
這一思想貫穿在他編纂的古典文學與哲學課本中，這一課程仍是哥倫比亞大學所有新生的必修課。他和斯里林一起開設了哥倫比亞大學最有名的課程“1975年後的歐洲知識史與文化研究”，這一課程被人們親切地稱為“巴爾贊-斯里林研討會”。
在《美國的大學：它的運行與未來》(The American University: How It Runs, Where It Is Going, 1968)等著作中，巴爾贊先生提出的問題依然困擾着當今的學術與知識界：大學教育的目的是什麼？歐洲精英藝術傳統與美國民主大眾文化之間的關係到底應當是怎樣才理想？
他對很多問題的立場都引發了爭議。他對柏遼茲的捍衛引發的爭論尤其激烈，以至於1950年奧登在《紐約時報書評》上撰文稱巴爾贊先生“有時候更像一個瘋狂樂迷，對於他來說柏遼茲是唯一一個曾經存在過的作曲家，任何對柏遼茲最輕微的批評都像褻瀆神明”。
1945年，《紐約客》在評論他的著作《美國的教師》(Teacher in America)時說，“任何從事教師職業的人都應當讀巴爾贊先生的書，就算只是為了能跟他吵架也值得。”
但他也有大批擁躉。1959年，丹尼爾·J·布爾斯汀(Daniel J. Boorstin)在《紐約時報》撰文稱，巴爾贊先生的《知識分子之家》(The House of Intellect)是“多年來針對美國文化的最重要的批評”。
在那本書里，巴爾贊先生認為平等主義在政治領域內值得讚美，但卻不應當存在於大學之中。他反對在教育中實行“慈善政策”，他說這種做法 “如果實施在涉及心智的領域，就成了一種關於自由和平等機會的教條主義”。
60年代，他在《美國的大學》(The American University)一書中寫道：“人們錯誤地期待大學能夠‘為家庭提供藝術、在建築與社會道德方面滿足各種不同品味、治癒癌症、重修法典，既提供職業培訓，也能培育出一種充滿文化的生活。”
他還反對把學術政治化，不論是支持還是反對政府的政策。比如1968年哥倫比亞大學學生遊行時，抗議者佔領了學校的行政建築，抓了一位學院院長做人質，他們不僅抗議越戰，也抗議大學在捍衛國家體制乃至學校周邊曼哈頓商業精英階層方面所起的作用。巴爾贊先生在批評這些抗議的時候，指責校方沒有盡到教育學生的責任。至於這些抗議者們，他寫道，則是做下了“學生專制”的惡行。
巴爾贊先生從哥倫比亞大學退休後，當上了“查爾斯·斯克里博納的兒子們”(Charles Scribner’s Sons)出版社的顧問。巴爾贊先生對西方文明研究的熱忱一直持續到晚年。他的傳記作者邁克爾·穆雷(Michael Murray)說，2001年，他開始寫一本名叫《兩面神》(Janus)的書，“內容是以一個30世紀考古學家的角度評價當今文化。”2008年，他對這本書不滿意，就把它扔到了一邊。
在2000年的《從黎明到衰落》一書中，他認為西方世界最偉大的優點之一就是它的“雜交文明”特質：在它的發展過程之中有機地融合了數十個國家的文化。
他追溯西方文化發展長河中各個階段的崛起與衰落，認為下一次衰落近在咫尺，會導致“對500年來文明的總清算”。他認為，這一次的衰落並不是由科學至上論和絕對主義引起，而是由文明自身的內部危機導致，他相信這種危機是由虛無主義和反叛所帶來的。
然而，他也相信在歷史的循環發展中，下一次的復興也終將來到。
他寫道：“真正的原創性與創造力，這些清新的浪潮只會在陰影之中突然襲上海岸，屆時人們將會重新發現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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