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病，中國病

英國金融時報

張立偉

中國人一向嚮往的首都北京，現在成了“問題之城”，交通擁擠、污染嚴重、房價奇高等等，讓這座城市在天堂與地獄之間失去方向。北京聚集了中國最有權勢和最聰明的人，卻無法解決這些“北京病”。

有人把北京與上海相比，前者的城市規劃與管理落後上海幾乎一個時代，但兩者不具有可比性。北京自元朝始就幾乎一直是中國的國都，擁有規模龐大的歷史遺產，也是中央集權國家的政治中心，而上海興起於清末的漁村，從零開始的近現代工商業城市，在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前，上海已經由殖民者、資本家等自發培育成了遠東最現代化的城市，即使全國其他城市都在學習模仿北京集權輻射狀的規劃，上海仍然保持了商業城市的原貌。

北京至今還是一個中央集權國家的都城，盡管新政權推倒了紫禁城的外城牆，只留下故宮，將皇城由封閉變為開放，但從權力分佈的角度講，中央權力部門涌入三環之內，北京仍然是一座“無形的皇城”。三環內聚集了絕大部分中央部門、軍隊、外地駐京辦以及使館等，如果說這些大部分是計劃經濟時代的安排，那麽，在東二環剛剛豎起的眾多央企大樓以及西二環林立的金融大廈，表明三環內至今仍是權力的領地。

事實上，認為北京的城市格局師從蘇聯的說法是錯誤的，建築或許學習蘇聯的設計，但高度集中的城市區域功能規劃，其實是封建時代城市的延續。在傳統的王朝時代，帝王、官僚和貴族是城市生活的主體，而普通市民處於極端次要的位置，只是為權貴階層服務，因此，有“築城以衛君，造郭以衛民”的說法，城牆內住著皇帝高官，城外才是百姓生活的地方。
北京交通擁堵最重要的原因在於，遍佈權力部門的市中心壟斷了太多全國最好的社會資源，包括最好的幼兒園、學校、醫院、文化場所、博物館、商業設施等。當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中心都聚集於一個城市的中心城區，那麽，擁堵就不可避免，房價再高也變得正常。

對於城市管理者而言，北京當局主要是為“領導服務”，這是首要的任務。在北京四環之外，除了本地動遷戶外，基本上以新移民為主，這些區域的市民可能不被視為北京人，從而得不到服務。人們走出圈起來的住宅小區，面對的是一種典型的中國城郊結合部的混亂狀態。這里缺乏合理的市政規劃、建設和公共資源投入，沒有足夠的幼兒園、學校、醫院以及方便的商業服務。但是，由於市中心擁有中國最好的資源，吸引了全國各地的有錢人涌入，推高了中心地區的房價，這也禍及缺乏公共資源而又臟亂差的郊區，致使房價飛漲。這里也很難見到交警和治安警察，這與市中心有天壤之別。

當城市管理主要為權力部門服務的時候，整個城市的交通和公共設施就會缺乏人性，北京擁有寬而直的主乾道，但缺乏適合步行的道路。這種冷冰冰的交通體系與大院文化，使得每一個小區就像一個巨大的兵營，而想要購物、消遣、約會必須走到很遠的地方，這增加了交通壓力。相比上海道路彎曲且高架橋眾多，尤其是很多適合步行的街道與地下交通、大大小小的商業設施聯系起來，形成一個密集的公共交通體系與生活網。

真正意義上的城市是工商業發展的產物，是為了市民過上更好的生活而存在，市民永遠是主體。但是，中國的城市在封建王朝與蘇聯雙重影響之下，至今仍然是圍繞著“權力中心”展開，因此，中國城市治理也受制於“權力階層”。中國的直轄市以及縣城比較簡單，前者市政府可以主導整個城市的規劃與管理，區政府服從和執行，縣城權力階層更單一。但省會城市，尤其是首都，城市管理者就面臨“王的困局”。

比如北京市政府以及區政府，在城市規劃和管理過程中，會遭遇駐地中央的各個部門，作為下級只能服從並服務於上級，因此，在交通規劃以及資源調配等決策的時候，都不能觸及中央部門的利益，反而需要維護他們與自己的利益，這會讓城市規劃和管理陷入將錯就錯的狀態。上海就不存在這樣的困境，但大部分省會城市管理者都會重復北京的煩惱。

“北京病”其實就是“中國病”，是一種“制度病”，是中國仍然沒有實現權力平等的產物。在一個集權國家，城市公共資源更多的為權力服務，市民在城市當中更可能是提供服務的人，而不是被服務者。隨著城市的擴大以及汽車工業、地產業的發展，這種大部分資源圍繞政治中心的傳統做法就會遇到很多問題，權力者也將遭受這些病癥的折磨。為什麽北京擁有中國最有權勢的人卻無法醫治“北京病”，因為既得利益者不可能放棄自己的利益，他們也有特權減輕城市對自己的折磨。

早在民國時期的規劃者，一直想實現北京城的“中西融合”，實現“外部北平化，內部現代化”。這一時期北京規劃解決的不是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難題，而是封建城市遺留的歷史問題，是傳統城市如何適應現代化進程的難題。但北京並沒有發展出現代城市文明，而是在繼承巨大的封建皇城遺產的同時，繼續擁有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力，因此，北京至今仍然面對無法適應現代化進程的困境，就像這個國家，依然為如何抵達現代文明而困惑不已。

（作者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