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
簡世勛
貨幣戰爭可能正在風行，但這僅僅是更深層問題的症狀而已。世界正在回歸經濟民族主義。在2009年倫敦20國集團(G20)峰會上，各國似乎學會瞭如何齊心協力，共同解決世界經濟和金融問題，但這只是曇花一現。這一夢想已經盪然無存。由於經濟增長長期停滯不前，針對已經根深蒂固的國際性問題，各國政治領導人日益各行其是，尋求國家化的解決方案。
這種舉措並不出人意料。政客們首先要對自己的選民——以及國內媒體負責，其他方面都是次要的。在美好的往昔，全球化似乎可以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這時是不存在矛盾的：我們的領導人既能夠支持全球化架構，同時還能在國內因實現經濟繁榮贏得一片喝彩。現在一切都不可同日而語。盡管全球化無疑使大量中國人和印度人擺脫貧困，使西方富人更加富裕，但數百萬背負沉重債務、收入數年沒有增長的西方人沒有獲得一絲慰藉。
這並不是說，各國正在刻意加強貿易保護主義的力度，而是支持全球化的啦啦隊長們躲了起來。他們無法再輕易地宣稱，全球化的力量給所有人帶來了好處。然而，由於這些啦啦隊長缺席，奉行經濟民族主義的誘惑越來越強。
不過，經濟民族主義充斥著矛盾。一國的政策制定者獨自實施貨幣貶值可能合乎情理，尤其是如果有跡象顯示，一國貨幣嚴重高估。但如果所有國家同時奉行貨幣貶值政策，那就講不通了：它們的貨幣匯率不可能同時高估。同理，債務水平低、國際收支平衡狀況“健康”的國家要求其他國家追隨自己的步伐，可能看上去很合理，但不可能所有國家都維持經常賬戶盈餘，盡管德國的經濟保守主義者非常渴望如此。
我們身不由己地生活在一個相互聯系的世界中。這些聯系不管好壞，都在塑造著我們的經濟命運。經濟民族主義實際上忽視了這些聯系。經濟民族主義假裝各國能夠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踏著自己的節奏前進，即使其他國家在朝著完全不同的方向前進。事實上，這不過是民粹主義的幻想罷了：任何國家的經濟周期性起伏都與其他國家的類似波動緊密相關。貨幣貶值政策是否成功，既取決於外國人購買本國廉價出口商品的意願，也取決於進口商品價格上漲引發的國內通脹水平上升的程度。如果導致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漲，量化寬松的好處就會削弱。試圖通過增稅來控制預算赤字可能只會導致人才外流，比如人才從巴黎轉移到倫敦。
穆罕默德•埃爾-埃利安(Mohamed El-Erian)警告稱，世界其他地區奉行的寬松貨幣政策可能危及歐元區，他是絕對正確的。如果日本成功地實現了日元進一步貶值，如果美國繼續印鈔，以期把失業率降至7%以下，如果馬克•卡尼(Mark Carney)領導下的英國央行(BoE)，在短期內不再追求價格穩定，而奉行一種新的促增長戰略，那麽風險就是，馬里奧•德拉吉(Mario Draghi)去年在穩定歐元區貨幣體系方面取得的成就將功虧一簣。南歐的勞動力成本依然高昂，進一步升值的歐元只會打碎最終恢復增長的希望。
這種失敗的後果無疑是痛苦的。南歐的當務之急是推動經濟增長，以緩解財政狀況。如果不能實現經濟增長，南歐諸國的財政狀況只會每況愈下。即使歐洲央行(ECB)通過直接貨幣交易(OMT)計劃提供有條件的支持，更高的政府債務最終將引發政治和經濟危機。對於南歐無法控制的債務水平，北歐債務國將樂意提供多久的支持？如果最終支持消失，那麽歐元區經濟是否會再次站在衰退的懸崖邊緣搖搖欲墜？
這種危險揭示出經濟民族主義背後的真相。經濟民族主義往往不會推動經濟實現更快的增長，相反，只會在國際上重新分配經濟創痛。我們看到，國際債權國和債務國之間正展開一場利益之戰。由於國際產出水平即使是與短短幾年前的預期相比也大大偏低，債權國就有動機把經濟調整的負擔轉移到債務國身上，要求這些背負“原罪”的國家實施痛苦的緊縮措施。而債務國則有動機通過貨幣貶值、違約和接受紓困等措施把經濟調整的痛楚轉嫁到債權國身上。
面對這些相互矛盾的動機，我們無法再現往日的增長率也是毫不稀奇的。經濟民族主義可能在短期內緩解痛苦，但這是針對經濟失敗採取的政治回應，其結果是，全世界在長期內被困於經濟失敗的泥潭。
本文作者為匯豐集團(HSBC Group)首席經濟學家、該行經濟學及資產配置研究全球負責人。其新書《資金枯竭之時：西方富裕時代的終結》(When the Money Runs Out: The End of Western Affluence)將由耶魯大學(Yale)於今年晚些時候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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