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學與人文精神

聯合報╱陳芳明╱政大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人文精神的課程，通常開授在大學新生的通識教育。當我決定在研究所以專題研究開課時，引來許多人的訝異並質疑。這項課程的名稱是「文學與當代台灣人文精神」，希望藉由文學閱讀，進一步認識當前文化生態的缺陷及其補救。這不僅僅涉及文學議題，也將處理文學與歷史、社會、政治之間的互動關係。研究生基本上已經建立一定的知識基礎，而且也具備相當程度的批判能力，足以勝任在不同學科之間進行整合與對話。

台灣學術的劇烈轉變，大約始於一九八○年代中期。當時威權體制已經出現鬆動現象，主流價值的合法性也開始進入危機動搖階段。最顯著的跡象，莫過於黨國思想、民族主義、儒家傳統次第受到質疑與挑戰。這種變化，伴隨著台灣中產階級的崛起，以及政治改革意願的高漲，學術思維方式也相應出現轉向。在此之前，戒嚴時期的學術研究，很大程度上必須配合國策的升降移動，欠缺活潑的自主思考與批判精神。

重新回顧台灣學術的重大變遷，在今天確實具有深刻的文化意義。這是因為台灣民主基礎更形鞏固，公民社會的發展也愈趨明朗，從此學術不再深鎖在學院的象牙塔。所謂學者與知識分子，不可能繼續維持潔癖與孤高的姿態。人文學科方面所受的衝擊，絕對不亞於政治經濟的激烈翻轉。當性別、族群、階級議題在學院裡受到熱烈討論，學術思考再也不能停留於紙上作業，而是千絲萬縷與文化生態密切銜接起來。

人文精神的回歸，無疑是這世紀台灣學術追求的方向。所謂人文關懷，並不是高深的學問，而只是希望這個社會能夠適合所有住民生存。這個國家，曾經發生過多的歧視、仇恨、排斥、貶抑，只是由於性別差異，或是階級高低，或是族群偏見。在不寬容的時代，這些文化脾性曾經是我們共同的行為模式；無須指責別人，每個人都確實參與過。甚至必須承認，這種文化仍然以不同形式，在社會的各個角落持續蔓延。

民主生活並非只是表現在選舉投票，當然也不只是強調政黨輪替。它應該是一種開放的社會價值，使人與人之間得以相互尊重。我們不能否認，當前台灣毫無止境的政黨撕裂，完全肇因於對意識形態或政治信仰的迷信。藉由政黨的運作，許多歧視與偏見也因此而得以孳生。這些現象，是過去威權時代的殘餘，也強烈暗示民主政治還未臻於成熟。

但是，這個社會並沒有放棄希望。從豐富的文學生產來看，台灣內部隱然有一股穩定力量在支撐，期待台灣走出迷信與神話。自八○年代以降，原住民文學、女性文學、同志文學的陸續問世，足以證明這時代還有許多澄明的心靈，不斷抗拒人性中的傲慢與偏見。這是台灣文學不可輕侮、不容低估之處，在民主閘門猶未啟開之前，文學創作者已經率先立下範式，告訴我們什麼是公平與正義。

文學所標舉的理想，往往走在時代之前。文學閱讀，正好使作品裡暗藏的種種思辨獲得傳播。當作家在批判文化霸權之際，許多讀者也無形中受到啟蒙。政黨只在解決政客個人的問題，對民主品質的提升毫無幫助。文學反而透過靜態文字的渲染，造成社會心靈的動態改造。

文學可能是虛構，卻是民主想像的原型。它不必只是休閒生活的消遣品，而應該接受學術的深度解讀，探測它是如何重新設定台灣的心靈框架，如何夢想一個沒有歧視、沒有壓迫的環境，如何協助小小海島變成開放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