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大師杜拉克50多年前即闡述，大公司之存在不是僅創造利潤，還有更高的使命與意義，就是體現諸如公平、正義和尊重個人地位與功能這類基本價值。

自從遠雄和頂新出包後，台灣社會開始對公司的治理、倫理以及和政治的關係展開反省，不過等下一波新聞事件出現後，前面的反省立即蒸發，被人遺忘到阿比西尼亞去了。

用宗教提升形象

台灣一票奸商開的公司不是洗錢用的空頭公司，就是頂新這種黑心公司，那麼公司存在意義是什麼？英國經濟學家寇斯在1937年的《公司的本質》論文中回答說：「公司之所以存在，主因是它可協調把特定經濟活動的交易費用降到最低。」寇斯之後，有些經濟學家把公司視為由契約構成的網狀體系；有些則認為公司是替組織工作的特殊才能集合體。台灣奸商公司還有一項特質就是利用假裝信教並捐贈慈善，獲取社會成本減少，也勾結官員以大幅降低營運成本。
魏應充等不少富商都是某某大師的信徒、弟子或功德主；也有富商大筆捐款給慈善組織。他們為什麼希望被看到做善事？首先是形象信任。信任感使企業因良好形象而不會被消費者、員工以及政府監督機關任意懷疑他們有罪。第二個理由是便於爭取人才。此外，股份有限公司是民間生產力提升的關鍵，其好處是對籌募資本、提高和傳承技術而言，最有效、最容易的組織方式。這也是國家鼓勵成立公司的原因。
但是，像頂新這類奸商公司完全濫用了公司制度原始的良善初衷，危害社會，更別提企業的社會責任這種高調。
至於官商關係，歷史提供了另一則殷鑑：當政府與公司間的界限相當分明時，兩者都能得到最大利益。

全無企業家精神

管理大師杜拉克50多年前即闡述，大公司之存在不是僅創造利潤，還有更高的使命與意義，就是體現諸如公平、正義和尊重個人地位與功能這類基本價值。
我們寧願頂新等奸商公司貪婪逐利，吝嗇刻薄但不違法，也不要他們捐獻善款來掩護危害全民的黑心油。台灣商人對企業家精神、社會責任根本一無所悉，也沒興趣，那麼就只能用嚴刑峻法把他們當動物來馴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