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離諾貝爾獎有多遠

周祝瑛

因藍光二極體（LED）而獲得諾貝爾獎物理獎、堪稱「異類」得主的美籍日裔中村修二，在得獎後召開記者會坦言：在日本做研究沒什麼前途；至於獲獎的動力，是出自對日本社會的「憤怒」。
為什麼中村會如此表述？中村在美國任教時，也因為沒有博士學位，曾經遭歧視。而國內LED燈的專家也發出「中村不是天才，也非大物理學家，只是一位碩士畢業，在日本日亞化學公司「燒玻璃」的工藝員等言論。如果中村只是一個日本小公司的技術員，那為何美國加州聖塔芭芭拉校區的華裔前校長楊祖佑會如此獨具慧眼，願意支持這匹千里馬？以此來反省：台灣離諾貝爾獎還有多遠？
首先，台灣的企業或學術界能否容忍像中村這樣：「能自己研發獨特設備和不停改良，在沒人願意做、也做不出來的領域中，予以支持？」尤其能夠不以出身論英雄，不再只重視出身名校或名門，不再看有無博士學位或論文發表的多寡？諾貝爾獎評委會近年來已兩度頒獎給類似名不見經傳，卻對人類貢獻卓著的沒博士學位的「專注科學家」了。如2002年的田中耕一與今年的中村修二，都反映出連階層制度森嚴的日本社會和學術界，都能出現這樣熱愛科學、熟悉製造技術、耐得住孤獨的「小人物」，那台灣呢？

應努力培養下一代

台灣也曾出現過諾貝爾獎得主，但他們都是基於美國的研究自由風氣，而選擇美國作為研究據點。相對在東方世界如日本，則較易受性別、年齡等因素所限制。加上日本企業不擅長拓展國際市場，連發明的手機市場都敗北。相對之下，台灣是否都有合宜的法規和系統，讓類似人擁有創業與出頭機會？
中村在日本曾多次訴訟，且為法庭「審判長是否理解科學」而感到憂心。不怕官司纏身，他仍坦承：沒有比當科學家更有意思的工作！他更希望告訴年輕人，科學是非常有趣的，希望有更多孩子願意立志當科學家的夢想。走筆至此，不禁讓人慚愧：國內中研院、大學之高堂，有那麼多的科學家、社會學家，但有多少人會將中村對於下一代的夢想，當成終身職志？
最後，我們這些大多數人與諾貝爾獎無緣的高教工作者，面對許多連課堂上都還掛在網路聊些言不及義的八卦，把時間心力耗損在少具創意的遊戲和影片上，無法集中課堂專注力，找不到人生夢想、燃不起對於生活的熱情與周遭事物興趣的大學生們，如何重燃他們對於生命方向的火把？還有，我們的教育能否不要再迷信考試與標準答案。考試考得好，卻對於學習不感興趣、缺少主動探索的動機與好奇，還是很難在人生的馬拉松大賽中，活出自在與脫穎而出。
中村修二成為另類諾貝爾獎得主，其實像面鏡子，提醒我們：台灣離諾貝爾獎有多遠？

政治大學教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