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變革很可能失敗，如果失敗的話，氣候變化將給地球帶來巨大的破壞。在上周二的聯合國(UN)氣候峰會上，各國開始了將持續至2015年的談判，這是我們做出改變的最後機會。
我們需要在經濟、能源和環境方面做出改變，改變的理由是多樣化的、彼此關聯的。這些理由包括：難以根除的極度貧困，日益加重的不平等；人為導致的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遭到破壞；而最主要的理由是，龐大並日益增長的世界經濟和人口帶來了許多挑戰，這對地球脆弱的生態系統和資源造成了極大的壓力。
問題不在於是否有必要改變，而是如何做出改變。要在全球範圍內從社會和經濟方面做出改變，挑戰是艱巨的，尤其是全球經濟和技術體系——工業、能源、交通、生產、貿易和投資——存在顯而易見的巨大惰性。
全球經濟的惰性源於多個強有力的因素：長期基礎設施建設、既得利益者（或許沒有比大型石油公司更強大的游說集團了）、地緣政治競爭、短期主義和巨大的技術不確定性和挑戰。世界需要繪制新的低碳能源軌跡，但這種軌跡是什麽樣子？當然，不同的國家將會做出不同的選擇，而且我們也應該支持他們的選擇。
對政客們來說，氣候變化問題令人頭疼。它充斥著不確定性，技術上也非常復雜；它的時間跨度遠遠長過選舉周期；它需要耐心的長期投資；而且它需要建立新型的公私合作機制——在游說者的吵吵嚷嚷中，這種機制是很難成功設計和實施的。這些問題還涉及一些違反直覺的選擇，比如停止開採已被發現、但由於需要限制碳排放而無法安全燃燒的化石燃料儲藏。
基於上述問題，世界在自簽署《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以來的22年間無所作為。那麽應該如何推進進展？我的建議有如下幾點。首先，我們應該堅持全球達成一致的承諾，讓平均氣溫升幅低於2攝氏度。提醒人們註意的是，這並不是目標，而是上限。人人都說，我們現在實際上已經處於氣溫上升4至6攝氏度的軌跡當中。
其次，每個溫室氣體排放大國（以及其他許多高收入國家和規模較小的中等收入國家），都應該同意設計（並向世界展示）本國到2050年深度脫碳的路徑規劃，該規劃要與氣溫升幅不超過2攝氏度的上限相符。此類深度脫碳規劃應讓我們從國家層面上看到，所有全球主要經濟體計劃如何到2050年將人均排放削減到1-1.5噸——這意味著美國減排約90%，中國和歐洲減排約80%。
第三，世界各國政府和大型企業（尤其是在能源、交通、工業和建築領域）需要大規模地開展合作項目，對低碳技術進行研發、論證和傳播。明確而可預測的碳稅將對放棄高碳提供市場激勵，從而有助於這些技術的發展，但現在的碳價還不足以讓新技術迅速發展和實施，也不足以促進用於實施這些技術的網絡基礎設施的發展。
低碳技術上的此類公私合作並非新的合作模式。它們常見於軍事部門、信息學、計算科學、空間科學、基因組學和物理學領域——尋找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的政府支持項目就是這樣。多個主要經濟體實際上非常擅長於有針對性的技術變革。但就低碳能源來說，我們甚至沒有真正嘗試過。
通往氣候安全的道路狹窄。它包括堅持明確的目標，也就是2攝氏度的升溫上限。它還包括為每個排放大國成功減排找到切實可行的道路。它需要資金充裕、長達一代人之久的努力來開發我們需要的低碳技術。
當政客們上周在聯合國會晤之際，他們還沒有就如此大膽、需要一代人之久的合作努力做出決定。然而，這關繫到我們的生死存亡。如果上周二的峰會把政界和商界領導人推向為人類存活而努力的方向，那麽峰會將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如果我們決定這麽做，就可以輓救我們的星球和我們自己。2015年將舉行關鍵的談判，那將是決定性的一年。
註：本文作者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地球研究所(Earth Institute at Columbia University)所長，同時擔任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網絡(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總監。
我們需要在經濟、能源和環境方面做出改變，改變的理由是多樣化的、彼此關聯的。這些理由包括：難以根除的極度貧困，日益加重的不平等；人為導致的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遭到破壞；而最主要的理由是，龐大並日益增長的世界經濟和人口帶來了許多挑戰，這對地球脆弱的生態系統和資源造成了極大的壓力。
問題不在於是否有必要改變，而是如何做出改變。要在全球範圍內從社會和經濟方面做出改變，挑戰是艱巨的，尤其是全球經濟和技術體系——工業、能源、交通、生產、貿易和投資——存在顯而易見的巨大惰性。
全球經濟的惰性源於多個強有力的因素：長期基礎設施建設、既得利益者（或許沒有比大型石油公司更強大的游說集團了）、地緣政治競爭、短期主義和巨大的技術不確定性和挑戰。世界需要繪制新的低碳能源軌跡，但這種軌跡是什麽樣子？當然，不同的國家將會做出不同的選擇，而且我們也應該支持他們的選擇。
對政客們來說，氣候變化問題令人頭疼。它充斥著不確定性，技術上也非常復雜；它的時間跨度遠遠長過選舉周期；它需要耐心的長期投資；而且它需要建立新型的公私合作機制——在游說者的吵吵嚷嚷中，這種機制是很難成功設計和實施的。這些問題還涉及一些違反直覺的選擇，比如停止開採已被發現、但由於需要限制碳排放而無法安全燃燒的化石燃料儲藏。
基於上述問題，世界在自簽署《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以來的22年間無所作為。那麽應該如何推進進展？我的建議有如下幾點。首先，我們應該堅持全球達成一致的承諾，讓平均氣溫升幅低於2攝氏度。提醒人們註意的是，這並不是目標，而是上限。人人都說，我們現在實際上已經處於氣溫上升4至6攝氏度的軌跡當中。
其次，每個溫室氣體排放大國（以及其他許多高收入國家和規模較小的中等收入國家），都應該同意設計（並向世界展示）本國到2050年深度脫碳的路徑規劃，該規劃要與氣溫升幅不超過2攝氏度的上限相符。此類深度脫碳規劃應讓我們從國家層面上看到，所有全球主要經濟體計劃如何到2050年將人均排放削減到1-1.5噸——這意味著美國減排約90%，中國和歐洲減排約80%。
第三，世界各國政府和大型企業（尤其是在能源、交通、工業和建築領域）需要大規模地開展合作項目，對低碳技術進行研發、論證和傳播。明確而可預測的碳稅將對放棄高碳提供市場激勵，從而有助於這些技術的發展，但現在的碳價還不足以讓新技術迅速發展和實施，也不足以促進用於實施這些技術的網絡基礎設施的發展。
低碳技術上的此類公私合作並非新的合作模式。它們常見於軍事部門、信息學、計算科學、空間科學、基因組學和物理學領域——尋找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的政府支持項目就是這樣。多個主要經濟體實際上非常擅長於有針對性的技術變革。但就低碳能源來說，我們甚至沒有真正嘗試過。
通往氣候安全的道路狹窄。它包括堅持明確的目標，也就是2攝氏度的升溫上限。它還包括為每個排放大國成功減排找到切實可行的道路。它需要資金充裕、長達一代人之久的努力來開發我們需要的低碳技術。
當政客們上周在聯合國會晤之際，他們還沒有就如此大膽、需要一代人之久的合作努力做出決定。然而，這關繫到我們的生死存亡。如果上周二的峰會把政界和商界領導人推向為人類存活而努力的方向，那麽峰會將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如果我們決定這麽做，就可以輓救我們的星球和我們自己。2015年將舉行關鍵的談判，那將是決定性的一年。
註：本文作者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地球研究所(Earth Institute at Columbia University)所長，同時擔任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網絡(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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