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專欄作者 喬·諾切拉
上個月，一個偉大的人物去世了。他名叫亞歷山大·里奇(Alexander Rich)，是當世僅存的幾位締造了現代分子生物科學的生物學先驅之一。他享年90歲，過去57年里一直是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教授，直到去世前兩個月，他還在繼續工作。
在《紐約時報》上周刊登的訃告中，作者德妮絲·傑林(Denise Gellene)講述了里奇生前取得的科學成就：1973年，在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至少在理論上）得出DNA的結構20幾年之後，里奇證實他們的論斷是正確的，使用「X射線產生出了著名的雙螺旋結構的清晰圖像」。之後，他又繼續發現了核糖核酸(RNA)的結構，以及RNA將遺傳信息翻譯到DNA當中的方式，這些發現都十分重要。他在RNA和DNA方面開展的工作是生物技術及生物技術產業的一個基石。
里奇是一個興趣廣泛的科學家。在2008年獲得一個重要獎項後製作的視頻中，里奇談道了「得出發現時的興奮。你看到了新東西，」他說。「我讀到別人的發現時，也會促使我對大自然產生相同的敬畏和驚奇。」
在里奇的一生中，遇到過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曾在萊納斯·鮑林(Linus Pauling)手下工作，認識克里克、沃森以及利奧·西拉德(Leo Szilard)和理乍得·費曼(Richard Feynman)等等偉大的物理學家。里奇參與創立了數家公司，他指導過的科學家接下來又相繼做出了重要的發現。他幫助建立了以色列的魏茨曼科學研究學院(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如今它成了該國領先的科研機構之一。他是帕格沃什科學和世界事務會議(Pugwash Conferences on Science and World Affairs)的成員，這個組織創始使命是銷毀核武器。與里奇關係緊密的麻省理工科學家菲利普·夏普(Phillip Sharp)寫道，「亞歷山大度過了豐富而重要的一生。」的確如此。
然而本周我回顧他的一生時，有三件事讓我印象深刻。這三件事不僅體現在里奇身上，而且在那一代的大多數傑出人物身上也都有體現。
首先，打下分子生物學的基礎，異常艱難，而且需要付出辛勤的努力。曾是里奇大學室友的哈佛大學(Harvard)科學家傑克·施特羅明格(Jack Strominger)回憶道，在上世紀50年代初期，聯邦政府並不像今天這樣向科學家發放撥款，所以單單是拿到科研經費就相當困難。
「你今天走進實驗室里，能看到成排的儀器，」施特羅明格說。但當時得到實驗設備要難得多，而且也沒那麼精密。他說，「遲至1980年代，X射線晶體學都還是一個很難的領域，現在一個年輕人就可以很快做好。」里奇經過了很多年——很多年的試錯——才終於通過X射線晶體學的手段，證實了克里克和沃森研究發現的雙螺旋結構是正確的。「堅持不懈就是幸運，」里奇曾這樣說。這對於他那一代生物學家來說，無疑是成立的。
第二個洞見在於，當時的科學家多麼樂於協作。一個例子是被稱為「RNA領帶俱樂部」(RNA Tie Club)的組織，里奇就是其中的成員。由物理學家喬治·伽莫夫(George Gamow)建立的這個組織，目的是通過協作研究出RNA的結構。（每一位成員都得到了一條印有黃綠相間的RNA螺旋圖案的領帶，俱樂部因此而得名。）儘管成員間聚會並不頻繁，但是他們相互之間會傳閱論文，自由地交流觀點，不用擔心自己的觀點被人偷走或誤用。
這種程度的合作，如今在科學界基本上已經不復存在。「所有領域的競爭現在都更激烈了，」施特羅明格說。今天的科學家更傾向於找一些能夠主導的細分領域，他們爭先恐後地要搶在對手前面發表論文介紹自己的發現，要麼就是搶着開一家生物科技公司，賺到數百萬美元。施特羅明格說，「很難再找到那個時代的氣息了。」
最後，我們還能感覺到，他們投身科學事業不是為了發財或成名，這一點在里奇身上尤為突出。他們熱愛科學只是為了科學本身。里奇會給其他科學家打電話，常常是在傍晚，只是談工作。「我從來沒有見過亞歷山大說其他科學家的壞話，即使他有理由那樣做時也不會，」馬里蘭大學醫學院人類病毒學研究所主任羅伯特·加洛(Robert Gallo)這樣說。「他對科學感興趣是出於科學本身，我不知道誰在這一點上還能超過他。科學就是他的生活，他熱愛科學。」
在與施特羅明格交談的過程中，我發現他在89歲高齡仍然每天去工作。我問道，為什麼像他和里奇這樣的科學家，不退休呢？
「為什麼要退休？」他回答道。「工作太有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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