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
中國經濟學家、前世界銀行副行長 林毅夫
2008年9月，雷曼兄弟突然倒台，觸發全球經濟進入從19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危機。2008年9月份突然爆發的危機，馬上引起全球股票市場普遍下滑超過40%。在不少發展中國家，股票市場崩潰的程度超過50%，而且國際貿易急劇萎縮，貿易量下降差不多達到50%，全球出現了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第一次全球的經濟負增長。在那個過程當中，各個國家的失業率急劇上升，而且有很多我們耳熟能詳的、在世界上居於領先地位的著名公司也申請了破產保護，包括美國的通用汽車公司、美國的克萊斯勒公司等。在這樣的危機當中，中國作為全球經濟體系的一部分，自然也受到相當大的沖擊。2008年年底－2009年年初，中國沿海地區有2000多萬農民工失掉就業機會。
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危機，各國政府吸取全球經濟“大蕭條”時期的經驗教訓，在2008年年底的20國峰會上，一致決定採取一些應對措施。首先是發達國家出手援救它們的金融機構，避免銀行大面積崩潰垮臺。第二，20國集團會議一致決議，採取積極財政政策和寬松貨幣政策來啟動它們的消費。第三，20國集團一致決議，即使國內的失業率增加，就業減少，但是不能推行貿易保護主義，繼續保持自由貿易的原則。
在這三項措施的共同作用之下，全球避免了最糟狀況的發生，尤其是中國，從2008年底開始，推行了4萬億元人民幣積極財政政策，啟動了需求，啟動了消費，啟動了就業，在2009年第一季度的時候就開始恢復增長。整個2009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達到9.2%，2010年達到10.4%，2011年增長率仍然高達9.6%。巴西、印度等其他新興經濟體，也在2009年第二季度恢復增長，發達國家在2009年的下半年的第三和第四季度也恢復了增長，但是全球經濟增長的根基還是不穩定。
我們知道，發達國家普遍失業率還是非常高，美國還是在8%左右，歐洲國家普遍超過10%。不僅失業率高，經濟增長非常疲軟，政府的債務很高，尤其是歐元區債務危機不斷此起彼伏。在歐元區內，出現了第二次探底。而中國經濟也同樣出現從2011年年初開始到現在連續七個季度增長率的下滑。在今年第二季度的時候，就跌破8%，第三季度增長率只達到7.10%。在這種狀況之下，全球經濟將會何去何從？出路在什麽地方？我想跟各位共同分享一些我個人的看法。
對全球經濟尤其是發達國家的經濟，我個人是比較悲觀的，這也是為什麽我用《全球經濟大衰退》作為主標題的第一點原因。現在國際上關註的焦點是歐債危機，像希臘、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這些國家，能不能及時從歐洲中央銀行或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得到短期的援助來解決他的債務。但是我們知道，這些南歐國家如果不進行能提高生產力、競爭力的結構性改革，任何短期的援助措施就像吃止痛藥一樣，能夠緩解一段時間，但是三個月、六個月，頂多九個月以後，同樣的問題會再來，而且來的時候嚴重的程度可能比上一輪嚴重程度還高。
結構性改革非常必要，這是發生危機的國家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機構的共識。但是，結構性改革在南歐國家目前的狀況之下非常難推行。這些改革的內容包括降低工資、減少福利，金融機構去杠桿。這樣的措施固然在中長期能夠增加這些經濟體的競爭力，以及提高它們抵抗風險的能力，但是這些措施短期內都會減少需求，減少消費，降低經濟增長率，然後增加失業率。在這些發生危機的國家，失業率已經是非常高了，像西班牙失業率高達23%，而年輕人的失業率高達50%，如果在這種狀況下，再要他們進行結構性改革，讓失業率更是增加，肯定會出現社會的不穩定跟政治的不穩定。如果沒有社會的穩定和政治的穩定，經濟發展當然也不可能。因此，雖然結構性改革非常重要，但是在目前的這種狀況之下，結構性改革非常難推動。
這種狀況在過去當然也發生過，例如在東亞發生金融危機的時候。解決過去危機的方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般是三項措施，“三管齊下”：第一是要求發生危機的國家進行結構性改革，增加它們中長期的競爭力；第二，要求這些國家的貨幣大量貶值，促進出口的增加，由外需來對沖因為結構性改革導致的內需下降；第三，這兩項措施產生作用要有一段時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會給一筆援助，來幫助這些國家走過短期的空檔。
這個措施目前在南歐國家是不可行的，因為它們沒有獨立的貨幣，因此沒有辦法靠貨幣貶值來給它們創造結構性改革的空間。當然歐元是可以貶值的，靠貶值可以增加出口競爭力。但是目前的限制條件是，日本、美國同樣有結構性改革的問題。我們知道，美國從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後，大家也在講美國需要結構性改革，可是由於同樣的理由，美國結構性改革也還沒有進行。日本從1991年房地產泡沫、股市泡沫破滅以後，大家也在講日本應該進行結構性改革，增加整體的競爭力，但是日本過去22年來一直沒有進行結構性改革。美國、日本、歐洲都是發達國家，它們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是相互競爭的，如果歐元區要用貨幣貶值的方式去增加它的出口競爭力，拿走的就會是美國的市場、日本的市場，就會增加美國的失業率、日本的失業率，而美國和日本失業率高企的狀況之下，如果歐元區貨幣貶值，必然引發美國、日本採取競爭性貶值的方式來對沖。
這實際就是過去幾個月發生的事情。當歐洲中央銀行採取數量寬松政策，宣佈無限制購買這些發生債務危機國家的政府債的時候，美國馬上宣佈QE3，日本同樣馬上宣佈數量寬松的貨幣政策。所以我判斷，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這些發達國家國內經濟改革推行不下去，出現經濟增長非常疲軟、失業率高企的狀況，而且在這段時間里，政府債務會急劇增加。日本1991政府累積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60%，是OECD國家裡狀況最好的國家之一，但是由於過去22年疲軟的經濟增長和高企的失業率，日本現在累積的政府債務已經高達GDP的230%。與此類似，美國及歐洲國家現在普遍的政府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已經超過100%，很可能在未來五年、十年或者是更長的時間擺脫不了這個狀況，它們的政府債務也會像日本那樣不斷地迅速積累。
為了降低這些政府還債的利息成本和舉新債的成本，這些主要國家都會採取非常寬松的貨幣政策，把利率保持在零的水平，實際上日本從1995年以後到現在，它的利率一直都是接近零的。美國現在的利率也是接近零，歐洲是同樣的情形，這很可能是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里的國際宏觀環境。
在這麽一個低息的、寬松的貨幣政策之下，必然會鼓勵很多短期的投機和套利。這種接近零成本的狀況，會鼓勵大量資金流進這些發達國家的股票市場，然後把股票不斷地往上推。比如像美國，現在的道瓊斯指數已經達到2008年以前的水平。我們知道這幾年美國的實體經濟是非常差的，但是股票已經達到2008年的、當時已經有泡沫的水平。在這種狀況下，這些投資家心裡是沒底的，他們知道這是有泡沫成分的，因此只要有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導致股票市場的大起大跌。
而且這些短期的投資基金不僅會進入發達國家的股票市場，也會有不少基金流入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像石油、原材料、糧食市場上面去，就會推動這些大宗商品的價格高漲，同時這種高漲會有泡沫的程度存在。因此只要有信息說，哪個地方減產，哪個地方增產，都會造成這些大宗商品市場價格大幅的上漲。
這些資金也會進入到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錶面上比較好的新興工業體、新興經濟體。大量的資金流入會推高這些國家房地產市場泡沫、股市泡沫。同時大量資金涌入，也會推動這些國家匯率的升值。當這些國家匯率升值以後，出口競爭力降低了，實體經濟面就會變壞。等到實體經濟面變壞以後，這些國際炒家馬上會說，這些國家可能會出現問題，因此大量的資金可能又會流出，這些國家的股市、房地產市場的泡沫可能就會破滅，就會給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宏觀經濟管理帶來巨大的挑戰。這可能就是未來五年、十年或者是更長時間里國際經濟的新常態，也就是投資的回報率不高、風險非常巨大、經濟增長非常緩慢、失業率非常高的新常態。
在這樣的國際經濟之下，中國經濟從2011年年初到現在出現連續七個季度經濟增長速度的下滑，這也是最近這十幾年來的第一次出現的情形。因此在國際上唱空中國、“中國崩潰論”的論調此起彼伏，推斷中國在2013年會出現崩潰。在國際市場上這種論斷還是相當有聲音、相當有影響的。
到底中國經濟的態勢會是怎麽樣的，首先我們必須要分析一下為什麽2011年中國經濟出現連續七個季度的增長速度的下滑，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國是一個外貿依存度非常高的國家。中國的主要出口市場發達國家的經濟普遍非常疲軟，尤其是歐元區。歐洲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它的經濟是在萎縮。這種狀況之下，中國出口貿易增長速度當然會下滑，貿易是經濟增長的三架馬車之一，這架馬車是在減速的。
第二，中國從2008年開始的宏觀調控到現在，四年的時間已經過去，大部分的項目不是已經建成就是即將建成，因此在這種狀況之下，當然投資的增長速度也會下滑，所以第二架馬車速度是下滑的。再加上中國政府為了防止房地產的泡沫和通貨膨脹，還主動地進行了一些宏觀調控，這會加快增長速度下滑的速度。
第三架馬車是消費，消費在中國一直都是非常旺盛的，但是三架馬車當中有兩架減速，就有一架還是按照過去的速度增長，在這種狀況下，經濟增長速度相當會減速。
但是我認為中國不會崩潰，因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和空間都是相當大的。就以短期來說，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產業升級的空間是非常多的，投資項目很多。同樣中國作為一個中等發展中國家，城市化進程、基礎設施的建設也還有非常多的空間，尤其是大城市內部的基礎設施，像北京這樣全球首善之區，下場大雨都有可能死人，這是在東部的大城市普遍存在的情形。還有環境的改造、社會工程的改造，這些都是需要投資的，都可以有非常高的回報。
不僅有好的投資機會，中國政府的財務狀況還是非常好，政府的負債加上過去這四年地方投資平臺十萬億元的貸款，加起來也不過是國內生產總值的40%多一點。在各個國家當中，這種政府財務狀況是屬於非常好的，所以就給政府積極財政政策提供了很好的條件。不僅是政府有錢，我們的民間儲蓄也非常高，再加上還有3萬億美元的儲備，在投資的時候，不管是機器、設備、原材料，中國都有足夠的資金。所以我相信在未來幾年，中國靠這些有利的條件維持8%的經濟增長應該是沒有疑問的。而更重要的，我覺得中國還要維持20年8%增長的潛力。我從世界銀行回來以後說過這樣的說法，但是我知道在媒體上和學界內引起了一些爭議，所以我也想利用這個機會進行一些闡述。
我們知道，長期經濟增長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最主要靠的是技術的不斷創新，產業的不斷成型。為什麽這樣說呢？我們就以西方發達國家來看。像歐洲或者北美，他們在18世紀以前的經濟增長速度平均每年只有0.05%，這意味著要1400年的時間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進入到18世紀中葉以後到19世紀中葉，平均人均收入的增長速度增加了20倍，從平均每年0.05%變成平均1%，也就是說人均收入翻一番需要的時間從1400年降低為70年。18世紀下半葉以後，一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之前，這些發達國家人均收入平均的增長速度每年是2%，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時間從70年降為35年。
為什麽在發達國家出現這樣翻天覆地的變化，從1400年降為70年，又降為35年？因為出現了工業革命，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帶來經濟發展一日千里，而這個技術創新不僅是現有產業的生產率提高，還出現了很多新的產業、附加值更高的產業，所以可以把資源從附加值低的傳統農業部門不斷地往附加值比較高的新的製造業、服務業的部門轉移。這是發達國家經濟能夠維持高速增長的最主要的原因。在18世紀以後，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並沒有跟上這股工業革命的浪潮，所以它的經濟發展就停滯了，或者不能像發達國家那樣的高速增長，所以這個差距就越來越大。
但是要維持一個國家經濟長期的可持續的發展，是要靠技術創新和產業的不斷升級，這個道理對任何國家都是共通的。發達國家從18世紀下半葉到現在，平均每年人均收入增長是2%，再加上人口增長率大概一個百分點，所以發達國家經濟增長平均速度和潛力是3%。可是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講，經濟的增長是靠技術的不斷創新和產業升級，而這種創新和產業升級都代表新知識的使用。對發達國家來講，這種新知識必須自己發明，發明的成本非常高，失敗的概率非常高。但是發展中國傢具有“後發優勢”。對經濟發展有促進作用的是創新，但創新的含義不只是發明。對發達國家來講是發明，因為它們有全世界最邊緣的技術、最邊緣的產業前沿。但是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只要在下一次生產當中用的技術比現在用的技術新，就是創新，而這個技術可能是別人用過的成熟的技術，這就是發展中國家的“後發優勢”。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懂得利用這個“後發優勢”的話，經濟增長速度可以是發達國家的兩倍、三倍。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到現在，全世界有13個經濟體充分利用了這個後發優勢，達到經濟增長每年7%或者是更高，維持25年或者是更長的時間的績效。當然中國從改革開放以後，變成了那13個經濟體之一，改革開放以後連續32年每年9.9%的增長，最重要的動力就是利用後發優勢，加速了我們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速度，並且降低這個創新的成本。對中國未來發展會怎麽樣，一個很重要的分析和判斷，就是中國的“後發優勢”還有多大，這樣的“後發優勢”怎麽來衡量。
衡量一個國家的後發優勢，最好的指標是這個國家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收入和發達國家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收入的差距。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收入，代表這個國家平均勞動生產率，平均勞動生產率代表這個國家平均技術水平、產業水平和各種制度效益的水平。
最新數據是2008年的數字。在2008年的時候，中國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平均收入是美國的21%，相當於什麽水平呢？相當於日本在1951年跟美國的差距，相當於新加坡在1967年跟美國的差距，台灣地區在1975年跟美國的差距，韓國在1977年跟美國的差距。日本從1951到1957年，利用“後發優勢”維持了20年平均每年9.2%的增長，台灣利用“後發優勢”從1975年到1995年維持了20年每年8.3%的增長，而韓國從1977到1997年，利用“後發優勢”維持了20年平均每年7.6%的增長。日本、新加坡、台灣、韓國都是我前面提到的，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充分利用跟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後發優勢”來取得超過7%的增長持續超過25年的國家和地區。
以同樣的“後發優勢”跟同樣的發展軌跡，如果東亞的日本、新加坡、台灣地區和韓國可以維持20年7.6%到9.2%的平均增長速度，我相信中國從潛力來講應該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長潛力。要把這個潛力挖掘出來，中國政府和中國社會必然要進行很多努力。這些努力包括，必須把中國市場化的改革進行到底，把“雙軌制”遺留下來的一些扭曲消除掉，要改善收入結構的問題，收入分配的問題，也要解決貪污腐敗一系列的問題。這是十八大以後下一屆政府要努力的方向。我也相信我們的政府跟我們的社會會繼續努力來解決這個問題，把中國快速經濟增長的潛力挖掘出來。
當然，中國的經濟快速增長，對目前的世界來講會是一個利好的消息，可是要對全世界出現“新常態”來講，中國一國的快速發展是不夠的。要走出這場危機，必須幫助這些發達國家走出目前結構改革的困難，然後讓他們能夠恢復正常的增長。
但是怎麽來做呢？過去當危機只發生在一個國家的時候，尤其這個國家自己有貨幣的時候，它可以靠貨幣貶值來創造結構改革的空間。如果它要進行結構改革，也必須有空間，也就是說能有一個外在需求的增加，以對沖國內因為結構改革導致的需求減少，然後維持一個可以堅守的就業增長率。
在目前這種國際狀況之下，到底有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我的辦法是超越凱恩斯主義的辦法。因為我們知道，對發達國家在當前失業率很高的狀況之下，政府不能無作用，因為政府至少必須給失業人救濟金，不然社會肯定不穩定。比如像西班牙，當有23%失業率的時候，政府的債務負擔肯定減不下來，因為失業救濟金要增加，經濟增長率放緩，政府的收入要減少。正因為這個原因，西班牙盡管實際上已經進行了不少結構性改革，但是政府負債占GDP的比重還達到8%，國際金融市場對這個情況的反應非常負面。
既然政府一定要花錢，與其花錢來做失業救濟，不如花錢來搞投資。尤其這個投資不是傳統意義上、凱恩斯主義意義上的挖一個洞、補一個洞，而是消除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瓶頸環境項目。這些投資在短期會創造就業，會創造需求，會拉動經濟增長，而且這樣的投資從長期來看會提高增長力、競爭力，政府的財務稅收會增加，政府的財務稅收增加以後，可以償還過去的債務。
通常情況下，政府花錢搞投資，創造就業，創造收入，人們可能預期將來要還債的時候政府要增加稅收，所以他現在就開始節儉，也就是說政府增加支出，老百姓增加節儉，總需求並沒有增加，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政府的債務不斷增加。但是“李嘉圖等價”的前提是什麽？“李嘉圖等價”的前提是政府的開支不會增加經濟的增長率，也就是說如果政府的開支是失業救濟不會增加經濟的增長率，如果政府的開支是開一個洞、補一個洞，不會增加經濟增長率，但如果政府開支是用於提高經濟增長率的基礎設施項目的話，那麽這個投資可以提高經濟增長率，將來由政府收入的增加來償還政府的開支，因為對老百姓稅賦不用增加，因此老百姓會有就業增加消費，這是中國在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的時候那一輪宏觀調控所創造出來的經驗。
1998年中國遇到東亞金融危機的沖擊，當時的態勢跟2008年那一場的沖擊是非常相似的，中國也採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當然的積極財政政策用在對中國經濟增長上構成瓶頸的交通基礎設施。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在1998年的時候，中國的高速公路全國只有4700公里。在那一年積極財政刺激之下，中國高速公路從4700公里增加到的2002年的25100公里。在那樣的投資過程當中，當然政府的債務是會增加的，中國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97年的25%增加到2002－2003年的35%、36%。但是那一輪的投資給中國創造了一個比較好的增長空間。從1979到2002年，中國平均每年經濟增長速度是9.6%，而且在2008年中國是兩位數的增長。但是在那一輪基礎設施的投資以後，中國的經濟增長瓶頸被消除了，所以從2002年以後，中國連續七八年兩位數經濟增長。因為中國經濟加快了，稅收增加了，再加上底數放大了，中國政府的負債在2008也只降到只剩下23%左右。
這就是超越凱恩斯主義的基礎設施投資項目帶來的結果。這是當前的發達國家創造結構改革空間的一個最好的方式。發達國家固然基礎設施相對是比較好的，但是發達國家基礎設施普遍是50－100年前建的。比如我在華盛頓工作的時候，從華盛頓到紐約交通距離是220英里，現在坐鐵路需要時間是2小時45分鐘，我們現在國內高速鐵路一個小時就能到達，這樣可以大量提高效率，提高經濟回報率。再看其他國家。英國地下管道普通是150年前建的，非常的老舊，效率非常低。根據美國工程協會的估計，美國在未來五年所需要的基礎設施投資數量是相當巨大的。美國需要的基礎設施投資達到2.2萬億美元，當中一半沒有列入預算。而根據歐盟的研究，從2011年到2020年所需要的基礎設施投入達到2.1萬億美元－2.8萬億美元。
我個人的看法是，如果發達國家能夠利用這個機會來進行這些能夠提高經濟增長的項目，就可以給結構改革創造空間。當然，這場投資還不只限於發達國家，也可以到發展中國家來投資，因為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瓶頸更大，投資回報率會更高。以印度為例，從2011到2015這五年間，所需的基礎設施投資大約需要1萬億美元，但是它自己國內的資金只有5000億，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是這種情形。
所以現在對於發達國家和全球經濟來說，都面臨抉擇。一個選擇是，大家都可以根據國內經濟過去的經驗來做，這樣很可能出現經濟增長非常疲軟、失業率非常高、政府債務不斷積累、靠寬松的貨幣給不斷增高的政府債務埋單的“新常態”。但是還有另外一個選擇，這個選擇就是發達國家，利用其貨幣是國際儲備貨幣這一點，在發達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進行超越凱恩斯主義的基礎設施項目的投資，給發達國家創造結構改革的空間，讓他們恢復到經濟的正常增長。
如果以這些項目支持發展中國家的話，可以給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創造更好的條件，這種狀態我稱之為“新新常態”。全球經濟大衰退可能會造成全球經濟在五年、十年或者更長時間的“新常態”，只要我們思路對頭，可以使得這種“新常態”變成“新新常態”。
對於如何讓發展中國家快速發展，充分按照它的比較優勢發展，利用“後發優勢”，我有兩本書，一本書是《新結構經濟學》，一個是《繁榮的求索》。不管是超越凱恩斯主義的全球基礎設施投資，還是發展中國家如何利用後發優勢，這些方面都還需要理論創新。所以我還有一本書，關於方法論，叫做《本體常無》。這幾本書對我的觀點進行了比較好的解釋，也歡迎學界的朋友提出不同的意見進行商榷。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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