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為何復甦乏力？

英國金融時報
北京大學中國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盧鋒

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經濟雖因空前力度救助措施較快擺脫“重症急救”險境，然而近年一直處於“復蘇不易，景氣難再”的疲軟不振狀態。為什麽美國經濟呈現復蘇乏力？對此流行解釋觀點並未提供滿意解答，仍需從不同角度探討。

例如，2012年9月13日美聯儲為出台QE3，有關文告認定失業率居高不下是美國經濟主要問題。然而稍加思考不難理解，高失業率本身是經濟缺乏競爭力導致增長乏力的結果而不是原因。美國企業元氣大傷拖累經濟不振嗎？答案也並非如此。美國企業目前總體盈利狀態其實並不差，美國企業微觀組織架構與基本制度並未受到致命損害，甚至在與歐盟和日本比較中顯示出相對優勢。無論是蘋果公司奇跡般東山再起還是美國頁岩氣行業突破，都說明美國經濟的微觀體制與機制並未在危機中“武功全廢”。

簡單認為美國“找不到感覺”是金融危機拖累所致觀點也有待商榷。實際上由於美國政府大手救助，其金融系統整體資產負債表早已擺脫過高杠桿化和流動性緊缺困擾，並在總體上呈現流動性偏多狀態。政府高負債確實會拖累復蘇，然而二戰後美國債務率更高，最終通過高增長與通脹得以化解。可見高負債與低增長有雙向因果關系，僅用高負債解釋美國增長乏力新常態也缺少足夠說服力。
理解美國經濟現狀仍需拓展分析思路。需要從當代全球化與新興大國追趕時代特徵角度解讀美國目前面臨困境。在產品內分工和企業自發實施各類外包和供應鏈調整為特徵的當代全新全球化生產方式條件下，美國作為位於產業技術前沿國家如果很難找到大範圍具有盈利預期的投資增長點，就必然會階段性面臨缺失方向感的困惑。

當代經濟全球化特徵在於“產品內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即特定產品的工序、環節、零部件等經濟活動的區位國際分工空前發展，推動企業通過海外投資整合供應鏈以及製造業和服務業外包改組微觀組織結構。與國際經濟學“行業內貿易（intra-industry trade）”理論認為比較優勢不能解釋國際行業內分工不同，與國別要素稟賦相聯系的比較成本差異仍是當代廣泛產品內分工現象的最重要解釋變量。美國60年代為擺脫自身經濟相對競爭力下降困擾實行的“生產分享項目”政策對這個全新生產方式大範圍推廣發揮了關鍵推動作用。美國通過外包轉移缺乏優勢生產工序並瘦身與提升產業結構，成功化解了歐洲與日本戰後經濟追趕的挑戰，使其在西方經濟體系中霸主地位得以延續和鞏固。

東亞四小成功起飛相當程度得益於這個新生產方式提供的“平地起跳”進入全球製造生產系統的可能性。中國和印度等新興大國當代快速轉型，首先是各自國內制度改革調動潛能與釋放後發優勢結果，從外部環境條件看也得益於發達經濟體在產品內分工基礎上發生的各種經濟活動跨國轉移。這個充滿內部張力的全球經濟系統動態展開和持續運轉，要求處於產業技術前沿的美國經濟不斷尋求與發現大範圍新的領先產業和技術突破機遇，不斷開闢能夠接納和吸收傳統缺乏優勢產業或工序轉移所釋放的不可貿易要素。美國經濟只有不斷創造在開放環境中具有自生能力的新產品、新工藝、新行業，才能在這個系統持續轉變中保持就業狀態比較合意的動態平衡。

在上世紀90年代互聯網革命時期，前沿產業創新帶來大量盈利預期較好的投資機會，1991-2000年美國私人固定投資年度增長率累積簡單加總值為69.6%，比新世紀最初十年資本私人固定投資增長率累計值9.5%高出6倍，也比上世紀80年代同一指標值30.6%高出一倍多。在產業革命與投資高漲驅動下，美國失業率下降與增長率提升。同時美國企業外包調整快速展開，對當時全球化開放背景下後進經濟增長提供客觀有利機遇。然而問題在於大範圍產業革命發生時點和持續時間都具有歷史隨機性與不可控性。隨著互聯網產業革命高潮過去甚至出現泡沫因素，美國試圖憑借房地產和金融業作為經濟增長主動力，結果很快通過房地產泡沫以及次貸-次債危機落入危機深淵。

由此觀察美國經濟現狀特點可收洞若觀火之效。美國政府通過空前力度救助措施（TARP）使金融系統擺脫全面崩盤危險，接著通過空前力度刺激政策（ARRA法案）躲過經濟崩潰風險，然而超常乾預手段不足以解決在全球化背景下缺乏大範圍具有可盈利預期投資的約束，難以擺脫開放環境下“前有阻隔、後有追兵”的動態困境。雖然財政與貨幣超常刺激政策能使美國經濟略微舒緩，振興製造業與出口翻番之類產業政策也有局部和邊際效果，然而在新興國家後發追趕格局沒有根本改變以及美國技術產業前沿相對沉寂期尚未過去之前，美國經濟難回景氣繁榮與長期高增長狀態。

把本次復蘇期若乾宏觀指標表現與戰後十次復蘇比較可以清楚看出本次復蘇特徵。例如，本次復蘇後10個季度GDP增長率簡單累加值為22.9%，此前十次復蘇相應指標值為47%，這個簡單指標顯示，本次復蘇力度不到戰後十次均值一半。相反，本次復蘇後10季度失業率簡單平均值為9.3%，比前十次復蘇可比指標值6.3%高出3個百分點。

美國經濟在全球技術產業前沿創新相對沉寂期面臨困境突出表現為固定投資疲軟乏力。數據顯示，這次危機谷底及此前6個季度衰退期資本形成相對總需求比例值累積收縮15.3%，遠高出戰後10次衰退可比指標10.6%。另一方面，這次危機復蘇後10個季度資本形成對經濟增長累計貢獻只有5.4個百分點，遠低於戰後十次復蘇均值10.2個百分點。
然而美國這次存貨投資對總需求復蘇貢獻大大好過早先時期。數據顯示，本次復蘇10個季度存貨投資對GDP增長累計貢獻為8.3%，比前十次同一指標值5.6%高出近一半。這顯示美國企業部門對經濟長期前景信心不足，在經濟形勢得益於刺激措施有所好轉時，更多通過利用現有產能加以應對，表現為庫存投資較大幅度回升。

因為缺乏大範圍具有可盈利預期的投資機會，美國金融部門運行出現極為反常現象：一方面銀行部門的儲備和現金增長非常快，說明美國經濟系統整體“不差錢”；另一方面“銀行信貸和租賃”這個反應間接融資整體規模指標恢復很慢，到2012年7月仍未恢復到危機前水平。用M2與基礎貨幣比率衡量的美國貨幣乘數值，從1995年到危機前大體在9-10之間變動，危機後大幅下降到目前不到4的低位。可見，缺乏開放環境下可盈利投資機會而不是缺乏足夠流動性，構成美國經濟暫失方向感的關鍵根源。

從“中心國-追趕國關系”視角觀察美國經濟困境根源，邏輯上看重未來產業-技術前沿可能發生變革的長期影響。美國經濟在這方面近年一些動態值得關註。例如，頁岩氣開採技術突破與推廣帶來產量井噴式增長，使美國能源外部依存度下降，並可能使美國將來成為能源凈出口國。美國天然氣協會2011年底一份研究報告預測，2015年頁岩氣行業將為美國貢獻1180億美元GDP並創造80萬個新就業崗位。美國一些前衛企業嘗試把“三維打印”、“疊層製造技術”運用到更為廣泛實物製造領域。這類前沿產業探索目前仍不足以助推美國經濟走出困境，不過其未來演變前景及影響值得重點關註。

因而不應低估美國經濟調整能力。美國雖是最新國際金融危機發源地，危機使人們對美國金融霸權迷思有所減少，美元作為主要國際貨幣地位也面臨質疑，然而美國經濟制度及其在歷史上曾顯示的調整潛力並未發生本質變化。在危機後宏觀經濟增長整體乏力的大環境中，美國仍能主要憑借市場力量，取得Facebook和iPhone為標志的引領全球產品創新成果，在頁岩氣開採技術突破和產業化等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另外就人口結構這個超長期關鍵變量看，美國在與主要經濟體比較中也具有顯著未來優勢。美國不僅目前仍是綜合經濟實力最強大國家，在可預見未來仍難有全面挑戰者和替代者。

美國應對危機綜合舉措折射其戰略思維層面三種預案。一是積極跳出來，即通過誘致和啟動新一輪產業和技術革命，在與新興經濟體競爭中用“以快比快”方法保持甚至增強其領先地位。這當然是美國戰略家最為夢寐以求前景。近年美國在前沿產業領域的一些創新表現，提示不能完全排除這一可能。然而受產業技術革命發生時間難以操控性或歷史隨機性規律決定，美國能否實現這一預案不僅需要“人為”努力也有賴“天時”眷顧。

二是被動熬過去，即通過目前長期與短期、宏觀與產業、常規與超常綜合政策措施應對目前困難，同時利用領先國經驗老到優勢增加競爭對手“出錯招”的幾率。就新興國經濟追趕壓力而言，隨著後起國人均收入與美國差距逐步縮小和利用後發優勢追趕速度下降，追趕派生的沖擊和壓力在長期會漸趨平緩，美國如果仍能維持其相對優勢和全球主導地位，也就意味著在這段格局大調整歷史中終於能夠“熬過去”。
三是苦苦撐下去。中國等主要新興國家如果能成功解決自身發展困難持續追趕，並能在與中心國博弈中避免重大戰略行動“出錯牌”，美國有可能一定程度順應歷史潮流並接受國際格局調整。美國戰略傢具有相對霸權零和游戲思維模式，然而在上述假設情形下，受政治現實主義方針影響，美國也可能不得不接受新興國家崛起的現實，並在分享全球事務治理上做出有限讓步，同時仍千方百計最大程度保留和延續其現有支配性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