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英文Apology，它的原始意義是「辯護」，到了十六世紀後產生了反義的「道歉」，從此「辯護」和「道歉」這兩種行為相互糾纏，而且「壞道歉」及「不誠實的道歉」愈來愈多，由這個字的意義變化，其實已顯示了人類的文明是在退化中。
「道歉」的真正意義是在說，如果一個人做錯了事或做錯了決策，使得別人受害，那麼他就應毫無抵抗的道歉認錯，透過他的道歉，受害者得以慰安，雙方的關係也才可以和解。由於他經過了道歉的良心洗滌，他的理性與感性也才可以更上層樓，當有類似的情況發生，他才不會重犯錯誤。正因為有了「道歉」這種文明新元素，人類的公私行為才有可能日臻進步。
不過，劍橋大學前兩年出版了新罕布什爾大學哲學教授史密斯（Nick Smith）所著的《我錯了：道歉的意義》一書。書中指出，近代由於政治文化的改變，政治人物愈來愈恐懼一切攤開到陽光下，如果他們對某件錯事道了歉，有可能整個人格都要被迫攤開，於是打死不道歉，錯也要錯到底的壞政治遂告出現。另一位波士頓大學的哲學教授格里斯渥（Chorles L.Griswold）在他所著的《請原諒：一個哲學探索》中也指出，政治人物認錯，必須冒著被人認為他很愚蠢的風險，為了要證明他很聰明，他自然只會鬼扯硬拗。史密斯教授即表示，現在乃是「假道歉」、「真硬拗」流行的時代。政客犯了錯誤，打死也不會承認錯誤，而只會東躲西閃，拚命玩弄語言修辭遊戲，意圖來稀釋掉他的責任。他表示：「假道歉」和「不誠實的道歉」有如政治上的爛水果，這只是當代政治日益腥臭的原因。
由當代政客犯錯而死不認錯，千方百計的搞「假道歉，真硬拗」伎倆。我們就要回頭來看台灣自己了。馬總統連任迄今，他的油電雙漲及證所稅等已把台灣搞得雞犬不寧，民怨衝天。日前他接受《亞洲週刊》訪問，宣稱「油電宣布漲價的方式與時機都有檢討的空間，政府不應再犯這樣的錯誤」，既然他承認政府犯錯，那是誰的錯誤呢？搞了老半天，原來是「時機不對」，一句「時機不對」，他就把自己的責任撇得一乾二淨。用「時機不對」當做硬拗的理由，一定要先問自己，為什麼「時機不對」的問題在許多國家並不是問題，只有台灣一切都是「大環境不佳」、「時機不對」？
近年來，有關「道歉」的研究，已成了西方的一種新的顯學。為什麼這個在以前是個相當冷僻，很少有人感興趣的課題，近年來卻專著和論文日增，我的見解是：
一、人類的公私行為都應有基本客觀的準則，有準則才會有對錯與是非，但到了當代，由於媒體掛帥，宣傳當道，是非對錯的基本道理已告漫漶，一切只剩下語言修辭，政治人物對自己的天職，何者應為，何者不可為，犯了錯就應知道羞恥而認錯改正，已無所謂。本文所提的史密斯教授即明言，當代政治已把一切看成是「語言─行為」，隨波逐流，鬼扯硬拗的沒良心，無是非的政治遂告出現。當代政治亂七八糟是有原因的，人們開始重視「道歉」的問題，已隱含了對當今政治的批判反思，希望重建以責任感為中心的新政治。以台灣為例，我們就不需要一個只會作秀硬拗的領導人，而期待一個能一切務實，自己心中有是非肯認錯的領導人。
二、「認錯」這種行為乃是古典道德良知的核心。有良心、能尊重別人，從而界定出與時俱進的人我關係，乃是人類政治社會得以進步的主因。而虛偽不誠實，連句「我錯了」都說不口的政客，其實是不值得被期待的。承認自己的愚蠢和錯誤，進而提高自己的判斷標準，這個國家才可能進步！
因此，我今天對「道歉」這個冷僻的課題稍作發抒，其實是心中頗有感觸。今天的台灣從大方向上起就全部錯，這乃是台灣每下愈況，而且很難好轉的關鍵。台灣現在真正需要的，乃是一個能承認「我錯了」的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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