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五一七年,明朝才子文徵明到此,寫下「流塵六月正荒荒,拙政園中日自長」的詩句,可想而知,這兒的園林景象撞擊人心,挑起詩人無限反思。
五百年後,蘇州拙政園裡可是另一番光景。
固然亭台樓閣水榭依然保持著當年的尺度或比例,但許多新翻修的痕跡早已失去詩意,這還不打緊,滿園的擴音器導遊彼此競相解說音量、而遊客不時翻越圍籬進入廳堂或攀上假山拍照、工作人員聊天抽菸(一九九七年這兒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才是大殺風景。
園裡的出入門楣上鐫刻著動人心弦的書法:「淡泊」、「疏朗」、「奧衍」、「矯若」……,但這些意境和現今中國人的生活,八竿子打不著。
但如果這園林位在歐洲,那光景就不一樣了,它一定很乾淨也很安靜,這不一定來自民族性所產生的差異(光「淡泊」和「疏朗」四字,就證明當年中國文化能力絕不輸世界),而比較是反映著這五百年來,「現代性」(modernity)這一概念在兩地人們身上起作用的程度,有著變化差異。
「現代性」和傳統農耕社會遙遙相對,是現今人們生活的制度統稱—資本主義、民主制度、城市化、工業主義、貨幣世界……;但不論是哪一種制度,其底層都有一個信仰或理念的基底:「個人主義」—現代社會是透過一個個想「創造自身命運」的「個人」(individual )組合而成。然而,個人的主體性又是如何達成的呢?英國社會學者Anthony Giddens指出:個人對於自身命運有主導權的感受,來自他對周遭世界能進行一種敏感的覺察,進而對自身的行動和處境作出反思,最終,是說出一個完整的、前瞻的關於「自我」的一組敘事。
因此,「旅行」和「觀光」對現代人意義非凡,人們普遍希望透過旅行的陌地異境,來完成「自我的重新改寫」,而「乾淨」、「安靜」的時間與空間,正是自我進行反思所必要的物質條件。而許多文化經濟學者也指出,當「自我」被重新創造了之後,往往人們也就擁有了全新的生產力與消費力,這是因為當人們開始「重新述說人生」之時,他不只需要新的消費品,他還會生產出新的物質以表彰出他的新內在;因而,不是什麼技術的突破、經濟制度的變革等……推動了人類經濟的成長,而是社會裡一個個「發明新自我」的個人,永不停息地創造了需求和供給。
拙政園裡的中國觀光客,並不是為自己而旅行,他們是為家鄉父老而旅行,帶回去的留影照片將幫他們獲得讚美與肯定,證明不負一個「團體內成功者」的使命,他們得到一個「旅遊機會」遠比在旅遊中「得到什麼」要重要,因為前者是出人頭地的表徵,就好像LV包包一樣。
「前現代」中國經濟的下一個任務,其實和台灣一樣,都是「消費」;中國人雖然是現在全球最犀利的奢侈品消費群,但他們並非為自己而買,而是為準備肯定他的群體而買,這樣的消費者就如拙政園遊客一樣,他們只把便宜的歐米亞給帶回家,沒把一個全新的消費與生產主體帶回家;也難怪,中國都消費成這樣了,都還是全世界儲蓄率最高的國家。愈會消費的,正是那愈能生產的;「安靜」與「乾淨」,對中國和台灣也都是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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