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昨,在康寧祥回憶錄《台灣,打拼》的出版會,以文學家身分上台致詞的齊邦媛,侃侃而談她父親齊世英與康寧祥的淵源,談被中國國民黨開除黨籍的中國來台自由派政治人物對民主化的付出,令人動容。
齊邦媛以她親身經歷,落實台灣,對所謂「流亡作家」的稱謂,有感而發。不希望自己再被這樣看待,她強調她應聘來台大任教,不是流亡。她的心情,可以被理解。認同台灣、認同民主,應會解除「流亡」的桎梏。
「流亡」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二戰時,納粹德國的許多作家經歷流亡的意義:外在流亡,指的是離開德國;內在流亡,指的是留在德國,但選擇不附和納粹政權。有轉型正義的戰後德國,在《納粹時代德國文學史》清理了這樣的歷史。
戰後的東歐、舊蘇聯,都有「流亡」的文學歷史。一九八○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波蘭詩人米洛舒(C. Milosz,1911-2004)從一九五○年代末到一九八○年代末,流亡美國,是一個例子。捷克小說家米蘭.昆德拉(M. Kundera,1929-);一九八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猶太裔俄國詩人布洛斯基(J. Brodsky 1940-1996),都是。
中東的阿拉伯國家,當下也有許多「流亡」的事例:著名的詩人艾杜尼斯(Adonis,1930-)從敘利亞流亡到黎巴嫩,又流亡到法國。「流亡」幾乎成了他的精神標誌。他流亡「在我的民族、文化和語言內部……在祖國與流亡地之外,創造另一個所在。」
「流亡」是一種消極現象,譬如有一些隨中國國民黨來台的作家,附和在黨國體制、呼應國策文學、反民主化,把台灣當做流亡地。「流亡」也是一種積極「精神」,譬如在黨國體制之下持有在野立場和批評態度。
在文學領域的詩人、作家,常常在現實中流亡。戰前被日本殖民,戰後被國民黨中國殖民的台灣,在嚴肅的意義上,有哪一位真摯的台灣詩人、哪位真摯的台灣作家不在流亡之中?! (作者李敏勇,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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