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維爾的童話

紐約時報
在今天的「小政治」背景下，甘地和曼德拉這些偉大政治領袖的故事看上去猶如童話。現在是另一位巨人、捷克不同政見者和政治家瓦茨拉夫·哈維爾(Vaclav Havel)去世兩周年之際，讓我們來講講他的不凡經歷。

這個故事確實有它的童話元素。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個輝煌而古老的城市，有一座輝煌而古老的城堡，裡面住着一位偉大的哲學家國王。自柏拉圖以來，所有哲學家都落敗的一件事，這位統治者卻成功了：他建立了一個國家。這個國家的富裕程度，可以和西方勤勞民族所在的國家媲美；在貧困的斯拉夫區域，它是唯一可以做到這一點的國家。
這個創建於1918年的國家，就是捷克斯洛伐克，而這座城市，就是布拉格，它的哲學家國王名為托馬斯·馬薩里克(Tomas Masaryk)。捷克斯洛伐克是極少數沒有在20世紀30年代被權威主義蠱惑的國家之一，對馬薩里克感恩戴德的人們尊稱他為「國父」。

很多年後，這片神奇的土地上又發生了另一個童話故事。擊敗共產主義的黑暗勢力後，謙遜的哲人瓦茨拉夫·哈維爾在1990年成為了這個國家的領袖，住進了捷克的權力中心赫拉德恰尼城堡。

在回憶錄中，哈維爾描述了自己從罪犯到四任總統的生活軌跡，並將它與洪扎(Honza)的故事相提並論，後者是很多捷克童話中的一個常見角色：「小洪扎——雖然每個人都告訴他毫無希望——用頭撞牆撞了這麼久，牆壁最終坍塌了，他成了國王，統治國家13年之久。」

雖然哈維爾通常十分謙虛，但他明白了自己的例子對其他人的意義：「為什麼這樣一個結局幸福的故事不應該被宣揚呢？對於那些還沒有經歷過牆壁倒塌的人來說，這難道不是一個希望的源泉？」看了當前時事新聞的人，立刻就會聯想到在基輔進行反政府示威活動的勇敢的烏克蘭人，或者聯想到俄羅斯的政治活動家。

現在和未來的新教徒們，沿着自己的信念勾勒出來的路徑前行，成功的希望並不大，而異見者的傳記為他們提供了寶貴的慰藉。它與異見者的宣言不同，因為一旦戰鬥結束，後者就迅速到了過期之日，被埋葬在歷史的檔案中。在這個方面，哈維爾仍然屬於極少數的例外。

正如波蘭反共產主義活動家亞當·米奇尼克(Adam Michnik)最近所說，「我認為，對於我的異見者朋友們來說——以及對我來說——僅有異見哲學是不夠的。對哈維爾來說是不夠的。」

帶着類似於孩子們第一次去玩具店的那種天真，以前的異見者進入了新時代；事實證明，在西方的所有東西中，市場的無形之手是最誘人的。但哈維爾不一樣，因為他沒有簡單地把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對立起來。在他看來，這兩個制度是同一場文明危機的兩個版本。

在自己1978年的著作《無權者的權力》(Power of the Powerless)中，哈維爾非常清晰地表達了這種觀點，該書也許是反共產主義異見人士最重要的宣言。現代民主社會「沒有給技術文明和工業消費社會的無意識行為提供根本的牽制，因為，他們也在被這種行為無助地牽着走」。

哈維爾在他2006年的自傳《請簡短些》(Briefly, Please)里確認，他自己剛剛當上總統，就在「現實」面前屈服了，所以，這些絕不是天真的理想主義者的觀點。

他之所以選擇這個書名，是要把它當成自己反抗商業化媒體蠢行的一個標誌，後者為了追求迅速的傳播效應，把所有出版物都轉換成了毫無頭腦的陳詞濫調。這本書的美國出版商不經意地印證了哈維爾的觀點，他們把書名改成了更暢銷、更平庸的《布拉格城堡的一個來回》(To the Castle and Back），此舉還同時確認了，書中的故事在本質上是一個童話。

在後社會主義國家中，新誕生的資本家對資本主義的信仰如此狂熱，就連芝加哥經濟學派(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的成員，看似都像是小心謹慎的理想主義者，這些人匆忙趕來充當顧問，建議捷克該如何在幾近一夜的時間裡，跨入自由市場階段，與此同時，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幾乎被避之不及地當成了一名共產主義者。

然而，哈維爾看到了新的危險。「我還是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反對者，有鑒於此，挖苦大軍」已經把我歸為左翼人士。「挖苦大軍」是哈維爾的專用詞，指的是「對覺得不夠資本主義的所有東西都予以挖苦的記者們」。

哈維爾指出，全球都陷入了對短期利潤這個毒品的毒癮中，它提供了一時的愉悅，但在長期內卻對發展構成了威脅。他指出，意見和貨品都存在偽造出來的多元化表象。「迫切地獲得毫無靈魂的統一性，對所有形式的獨特性構成了巨大的威脅，今天，這種統一性隨處可見，儘管你可以在假裝各不相同的、看似無窮無盡的種種產品中，做出似乎無窮無盡的各種選擇。」

在政治上也能發現類似的現象，所以，他認定有必要尋找一個替代物，來替代陳腐的、極端技術官僚化的政黨，手段是「採取措施去除被他們隱藏的、微妙的、無處不在的權力」，這種權力本身就背離了代議民主原則。

哈維爾相當重視被許多老牌異見人士認為純屬浪費時間的運動，即在後社會主義東歐國家興起的新社會運動，比如女權主義運動、或者全球司法運動。早在上世紀70年代，他就對環保主義產生了興趣，遠在城市問題變成所有人都無從逃避的問題之前，他就把它當成了優先的政治議題。

每個體制都是以無處不在的順從思維為基礎的，它意味着我們都是犧牲者，也都是執行者。我們可以不聞不問，接受我們面前不完美的現實，也可以一同挑戰它。哈維爾嚮往一場「存在主義的革命」，就像在他之前的托馬斯·馬薩里克(Tomas Masaryk)嚮往「心靈和思想的革命」一樣。他們都同樣地不信任制度，卻信任無權者的力量。哈維爾已表明，這種力量不再只是存在於童話中。

斯瓦沃米爾·謝拉科夫斯基(Slawomir Sierakowski)是社會學家，政治批判運動(Krytyka Polityczna)發起者，以及華沙高等研究院院長。本文由Maria Blackwood譯自波蘭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