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是這個時代的關鍵性挑戰

紐約時報
保羅·克魯格曼
不平等的加劇不算什麼新問題。奧利弗·斯通(Oliver Stone)在1987年發行的電影《華爾街》(Wall Street)描寫了一個堅稱貪婪是好事的新興富豪階層。但被「階級戰爭」的呼叫聲嚇倒的政客們，不敢把不斷加劇的貧富差距當成什麼大事情來說。

不過，這一點可能會有所改變。針對比爾·德布拉西奧(Bill de Blasio)在紐約市長競選中的勝利，或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對擴大社會安全福利範圍的認可，我們可以就其重要性展開辯論。而且我們還沒有看到奧巴馬總統所宣稱的不平等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決定性挑戰」在政策變化中有所體現。然而討論的大勢已經發生很大扭轉，足以讓那些聲稱不平等沒什麼大不了的專家顏面無光了。

他們錯了。

把不平等問題擱置一旁的最佳理由是蕭條的經濟狀況。讓經濟恢復增長，難道不應該比擔心增長收益的分配問題更要緊嗎？

不是的。別的不說，光是看看不平等加劇對中產階級美國人構成的直接影響，就知道這其實是件大事。除此之外，不平等可能在我們的經濟亂象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和我們在事後補救中遭遇的失敗有着至關重要的聯繫。

先來說數據。平均來看，美國人現在依然比經濟危機之前窮得多。對底層90%的家庭來說，這種貧困不僅反映出整個經濟蛋糕變小了，也表明他們在其中分到的比例在減小。兩者中哪個更緊要？令人驚訝的是，答案是兩者基本上差不多——就是說，不平等的加劇速度之快，在過去六年里對普通美國人收入形成的牽制力，已經和糟糕經濟狀況帶來的牽制力差不多大了，儘管這六年里包括了一次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滑坡。

如果把眼光再放寬一些，你會發現不平等加劇已經成為導致中產階級收入落後的最重要因素。

此外，當你在思考大衰退及此後不怎麼大的復蘇時，不平等帶來的經濟以及最終的政治影響也令人擔憂。

現在已經得到廣泛認同的一點是，家庭債務增長給我們的經濟危機埋下了伏筆；債務增長和不平等加劇是同時發生的，兩者可能相關（不過這個說法還缺乏充分依據）。危機發生後，收入不斷地從中產階級流向一小撮精英，這對消費需求構成了制約，所以不平等和經濟危機以及之後的復蘇乏力都是相關的。

然而，在我看來，不平等在經濟災難中真正扮演的關鍵角色是政治性的。

在危機發生前的幾年裡，華盛頓在減少金融監管的問題上達成了一種非同尋常的兩黨共識——無論從理論還是歷史來看，這種共識都是沒道理的。危機發生時，拯救銀行成了當務之急。但拯救完了以後，很快就有了一項新的共識，將增加就業機會拋至一旁，眼睛都盯着傳說中的預算赤字威脅不放。

危機前後的兩種共識有什麼共同點？兩者對經濟的影響都是毀滅性的：取消監管讓危機成為可能，倉促轉向財政緊縮除了束縛經濟復蘇的步伐以外沒幹什麼好事。然而兩種共識都符合一個經濟精英階層的利益和偏見，隨着財富的暴漲，這個階層的政治影響力也水漲船高。

如果我們嘗試去思考，在持續不斷的就業危機中，華盛頓怎麼就迷上了削減社會安全福利和聯邦醫療保險的事，我前面說的就格外明顯了。這種執迷在經濟上從來就是說不通的：當經濟陷入深度蕭條，利率達到歷史最低點時，政府應該多花錢，而不是相反；在一個出現大規模失業的時代，我們沒有時間去關注未來幾十年的財政隱憂。而對這些項目的攻擊也不是公眾需求的反映。

通過對極富有人群的調查可以看到，他們和普通大眾不一樣，認為預算赤字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並贊成對社會保障項目進行大幅削減。這些精英顯貴當然左右了我們的政策議程。

這就引出了我的最終觀點。在不平等問題的討論中，我相信一些大錯特錯的言論是出於一些專家想要將我們的經濟議程去政治化，讓它成為技術性的非黨派問題。但那是痴心妄想。即便一些問題看上去純粹是技術性的，階級和不平等最終也會決定——並扭曲——辯論的方向。

那麼，總統是對的。不平等的確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決定性挑戰。我們能做些什麼來迎接這個挑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