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上，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寫作，具有現行「國籍」者，不管所附和或抵抗，都是台灣作家。即使主觀上，有些人不認同，自恃為「中國」作家，仍然被概括在這樣的身分之中。這是識別，甚至與認同、評價無關。
有些中國主義者詩人，到中國去，自稱為「中國詩人」，但人家可不這樣認為。中國作家稱來自台灣的作家為台灣作家。認同的辛酸充分反映在這樣的詩人、作家身心。有些這樣的作家，把逃難、避難稱「流亡」，把移民他國稱「再度流亡」。但這並非真正的流亡意識，僅是漂流。
為什麼造成這樣的認同困擾？在台灣這個於內部號稱「中華民國」，且以自己的國家是中國的國家，而有以致之，既是迷惘，也是迷障。「中國」竟成了意識障礙。
相對於某些隨中國國民黨挾持的「中華民國」來台作家，不願被稱為台灣作家；台灣的作家吳濁流，一九六四年創辦《台灣文藝》時，不畏當時警備總部相關思想檢查單位要他不要冠上台灣的壓力，堅持用台灣之名。吳氏是《亞細亞的孤兒》、《台灣連翹》、《無花果》的作者。那一年，一些台灣詩人創辦《笠詩刊》，不戴皇冠，戴草笠。這是歸屬感。
在台灣，日治時期的台灣作家就是台灣作家，楊逵、呂赫若的小說被收錄在中國作家胡風編集的《弱小民族小說選》。與朝鮮作家一樣，是相異於日本作家的存在。日本作家在台灣、朝鮮，他們被本國籍稱為外地作家，是相異於日本國內地作家的存在。（在台灣，若稱現在的「中國」是內地，無異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殖民母國，這就是例子。）
戰後的台灣，國家定位的混淆。文學相應政治，從「中國文學」、「在台灣的中國文學」到「台灣文學」，變色易形，經歷漫漫長路。認同的糾葛在文化界是嚴重的。是思想的桎梏？還是投機性？這樣的「國家」怎可能是正常國家？
台灣要伸出歡迎的手，歡迎認同仍然徬徨的戰後移入住民，一起來重建這個「國家」。不分先來後到的人們，要能形成近現代國民意識，從國民黨中國和共產黨中國的糾葛中解放出來，而不是作繭自縛於中國國民黨的思想桎梏之中，只想在剩餘價值中打帶跑。一個真正獨立的台灣國家，才有可能與中國建立真正的友好、和平關係。文化界的覺醒與反思，比什麼都重要！ （作者李敏勇，詩人
有些中國主義者詩人，到中國去，自稱為「中國詩人」，但人家可不這樣認為。中國作家稱來自台灣的作家為台灣作家。認同的辛酸充分反映在這樣的詩人、作家身心。有些這樣的作家，把逃難、避難稱「流亡」，把移民他國稱「再度流亡」。但這並非真正的流亡意識，僅是漂流。
為什麼造成這樣的認同困擾？在台灣這個於內部號稱「中華民國」，且以自己的國家是中國的國家，而有以致之，既是迷惘，也是迷障。「中國」竟成了意識障礙。
相對於某些隨中國國民黨挾持的「中華民國」來台作家，不願被稱為台灣作家；台灣的作家吳濁流，一九六四年創辦《台灣文藝》時，不畏當時警備總部相關思想檢查單位要他不要冠上台灣的壓力，堅持用台灣之名。吳氏是《亞細亞的孤兒》、《台灣連翹》、《無花果》的作者。那一年，一些台灣詩人創辦《笠詩刊》，不戴皇冠，戴草笠。這是歸屬感。
在台灣，日治時期的台灣作家就是台灣作家，楊逵、呂赫若的小說被收錄在中國作家胡風編集的《弱小民族小說選》。與朝鮮作家一樣，是相異於日本作家的存在。日本作家在台灣、朝鮮，他們被本國籍稱為外地作家，是相異於日本國內地作家的存在。（在台灣，若稱現在的「中國」是內地，無異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殖民母國，這就是例子。）
戰後的台灣，國家定位的混淆。文學相應政治，從「中國文學」、「在台灣的中國文學」到「台灣文學」，變色易形，經歷漫漫長路。認同的糾葛在文化界是嚴重的。是思想的桎梏？還是投機性？這樣的「國家」怎可能是正常國家？
台灣要伸出歡迎的手，歡迎認同仍然徬徨的戰後移入住民，一起來重建這個「國家」。不分先來後到的人們，要能形成近現代國民意識，從國民黨中國和共產黨中國的糾葛中解放出來，而不是作繭自縛於中國國民黨的思想桎梏之中，只想在剩餘價值中打帶跑。一個真正獨立的台灣國家，才有可能與中國建立真正的友好、和平關係。文化界的覺醒與反思，比什麼都重要！ （作者李敏勇，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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