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
上海財經大學副教授 趙克鋒
該獎從 2009年後就沒人獨享，這多少可見作為這十多年來的諾獎大熱人選，梯若爾的貢獻被相當重視。 梯若爾1978年取得巴黎第九大學決策數學博士學位，後來師從大他三歲的2007年諾獎得獎人機制設計大師馬斯金（Maskin），1981年取得麻省理工的經濟學博士學位。 1998年，他四十五歲時就當了計量經濟學會的會長，這可是相當於經濟學界武林盟主的職位，甚至顯得2001年擔任歐洲經濟學會會長就有點“低就”了。他全職在美國麻省理工當教授，之後一直往來於法國圖盧茲和波士頓，與已故經濟學家拉豐（Laffont）創辦了圖盧茲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IDEI），這個主要依賴企業資助的研究所往往被譽為歐洲大陸經濟學復興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諾獎委員會表示梯若爾得獎是因他闡明瞭如何分析只有少數大型企業的行業與對其的監管。 對此不少教授會反問“他的貢獻是這個嗎？”確實，沒有幾個人如梯若爾那樣跨了那麽多經濟領域，我沒有認識任何人敢說真正懂得他的各種貢獻。如果試問上述經濟學教授，究竟最熟悉梯若爾哪個具體理論，恐怕不如他們對科斯理論、阿羅不可能定理等熟悉，也沒有如弗里德曼或哈耶克等自由經濟忠實衛士標簽鮮明。其中原因，我認為這跟梯若爾的多產和理論的抽象性有關。
他在中國往往被譽為產業組織的泰鬥，他的一些博弈論貢獻也從其合著的《博弈論》被中國學生所熟知，但這些只是經濟學圈子的說法，金融、會計系的、信息系統系、政府管理系、法律系的圈子說法不一樣。正如筆者本人，是他跟進通信產業、標準制定、專利等題材時才一起合作。（編者註，趙克鋒曾與梯若爾、雷勒（Lerner）一起發表論文，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Winter 2007: Benjamin Chiao, Josh Lerner, and Jean Tirole, "The Rules of Standard Setting Organizations: An Empirical Study".）
我們的合作緣起於與2000初。當時我還在在紐約大學，並不認識梯若爾或雷勒。後來我發信給雷勒，說他和梯若爾將開源軟件成功的分析主要歸功於開放源軟件可以讓程序員對未來雇主發出自己能力的信號，這過於簡單了（雖然後來這是開放源軟件的經濟研究被引用得最多的文獻，可能是因為這是經濟學界第一篇著名學者在這方面的論文），並且把我之前論文發給他們，提到我認為開源軟件的成功跟中國改革的成功類似，是中國學生所熟悉的張五常在研究中國問題時候說的所有權（如軟件的版權）和經濟產權（如使用權、收入享受權、轉讓權）的分離。那時我參與的開源軟件開發已經有十幾個，幾萬人在用，很清楚程序員在想什麽。後來，他們邀請我一起做通信與計算機產業的專利和標準制定的研究，課題之艱巨，令我一度想放棄。
合作期間，抽象的理論往往需要大量的時間在現實中找對應：那些抽象的變量如何量化非常困難，僅僅數據收集就用了兩年，過百頁的回歸分析精簡到幾個段落，行業的高管也親自問了好一些——甚至，為了更好地理解專利，我把自己的一些小發明也申請了反垃圾郵件的專利，後來開放渠道反垃圾郵件機制也被中國大型郵件運營商（如網易）等廣泛運用。
關於梯若爾種種描述中，我認為可能最為貼切的是“經濟學的莫扎特”。莫扎特多產到被形容為音樂是隨時隨地的流出來，梯若爾的多產也是在經濟學上絕無僅有。莫扎特的音樂是高雅，梯若爾的模型則簡練。 兩者都具藝術性，因為理論家和音樂家往往將現實的闡釋抽象地表達出來。
梯若爾在宏觀、網絡經濟、公司金融、博弈論、行為經濟學以及到國際金融都發表了高質量的文章。其中，他往往從寡頭壟斷的角度對這些領域作出分析，這在中國特別有參考價值，因為電力、電信、石油市場等等都是寡頭壟斷 。最近經濟學家林毅夫在《朗潤·格政》論壇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強調物質利益……但仍沿著計劃經濟的思路……後來才…強調“計劃為主、市場為輔”；再到十四屆三中全會，正式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市場在……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這次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市場在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從“基礎性”跳躍到“決定性”， 如果政策被貫徹執行，這意味著沒有充分發揮競爭作用的部分寡頭壟斷企業將會被動刀了。
寡頭壟斷有什麽問題呢？各國政府一般不喜歡壟斷，雖有些壟斷是自然壟斷，就是那些有規模效應的企業，平均成本隨著增產而減少，新對手難與之競爭。譬如，電信運營商花大量的成本建設基站，但多服務一個客人的成本很低。如果政府真的能限定企業的利潤，就可以避免消費者剩餘被過分的剝削 。但關鍵是，政府很難知道真正的成本，企業可能隱瞞， 低成本不一定導致低售價。就算成本審計制度比較好的地區如香港，在限定企業利潤率後，如果政府再允許企業提高定價以確保利潤率，那企業就可能不理成本過度投入。種種這些原因導致政府把壟斷企業拆散為幾個企業。既然多了競爭，是不是可以不對價格限定呢？如果企業間合謀定價怎麽辦？又譬如，霍特林悖論（The Hoteling’s Paradox)指出的，在一條很長的沙灘上，顧客平均分佈，為了節省走路時間，如果只有一家賣冰淇淋店，當然設在中間。如果有非常大量的店，那店可以平均設在沙灘上，每家店賣給一個客人就可以了。如果開兩家呢？理想的是設在盡頭兩旁的四分之一，但這樣一來，每家店都往中間移動去搶生意，均衡是兩家店都設在中央，如果三家呢？他們會搬來搬去，不會固定下來。壟斷或完全競爭，均衡都容易推斷。一直以來，經濟學對壟斷和完全競爭都有分析的工具，但牽涉到寡頭壟斷的幾家店，我們往往要用博弈論去分析每家店的策略，可以極復雜，以往僅有零碎的分析，但梯若爾為寡頭壟斷提供了一套比較完整的工具。
現在各類報道中，鋪天蓋地都說梯若爾研究全面影響了什麽政策之類。對於一個理論家來說，我猜他自己都會不認同，理論跟現實是有差距的。就如大名鼎鼎的霍特林悖論，現實生活中難見到三個企業整天搬來搬去。可能比較公允的是梯若爾讓我們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問題，特別對於推翻一些普遍的定理。既然是普遍的，如果在被梯若爾抽象化的模型裡面是不成立的，那這一普遍性就打了折扣。譬如，長期經濟學界都不認可賣家用低於成本價去賣東西，以本傷人，但他、凡艾斯汀（Van Alstyne）和帕克（Parker）等分別對開創多邊平臺這領域做出的貢獻告訴我們，如免費送報紙以增加讀者的行為並不是不合理競爭，因為這樣可以通過吸引更多廣告商大家去再競爭去奪回成本。
梯若爾的理論往往相當全面，在模型裡面涵蓋了種種可能性，變量一個小修改，推斷就不一樣。實證方面他做得少，在不完全合約的領域就跟實證派正面交鋒了。研究不完全合約的學者都同意市場合約的條款不可能完備，有梯若爾參與到的一個博弈論學派說均衡會出現種種的沒有效率的安排，政府需要乾預，另外的交易費用學派卻認為沒有必要乾預，認為通過實證研究，往往能發現風俗、禮儀、普通法等會彌補這些不完備，所以市場合約的條款簽下來就是有效率的。可能更易被人忽略的，我也要通過多年才明白，不是說交易費用學派不承認現實有時候會出現沒有效率，而是他們認為如果理論要有解析能力，那就不可以不假設除了有公用品市場外其他市場永遠是有效率的，為什麽？
上述問題跟以下這個問題有關。我常問我的北京大學和上海財大的學生：“有什麽合理的標準去選一個望遠鏡去確認一個星星真如理論家所說的是紅色的呢？”學生們會說去賣最貴的、市場上品牌最著名的、找個麻省理工教授組成的委員會去決定等等。但無論是什麽標準，更底層的標準又是用什麽標準去衡量呢？你說這教授好，你是用什麽標準呢？顯然，任何一個學科最底層必須有一套公理，一套被武斷認為是對的假設。如果售價升了成交量卻增加，這樣，可以說顧客這次沒有那麽自私願意讓賣家多賺一點，但自私與否非常抽象難以驗證，如果我們允許改變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定下來自私的公理，那我們就會容易忽略去實地調查一下是不是人們對這貨品的需求增加導致成交量跟價格成正比。 而在市場是否必定有效率方面， 分歧相當大，去年的諾獎就是同時給了在市場效率方面看似在兩個極端的學者，希勒（Shiller）說有泡沫，法瑪（Fama）說沒有。其實這個分歧一直有，參與的高手不少，舊同事恩格爾（Engle）和薩金特（Sargent）都對支持市場是有效率奠定了基礎。恩格爾是計量經濟學的泰鬥，他的ARCH模型說今天的股價就是明天股價的最好預測，而今天的波動跟明天的波動正相關。薩金特是宏觀理論的頂級高手，他的理性預期研究對“泡沫”是如何可以理性的形成做了不少工作，梯若爾早期也是做這方面出身的。總之，去年的諾獎委員會釋放出對百花齊放的包容，一條繩子變成一個圓就會把最遙遠的兩端放在同一點， 梯若爾殿堂般的數學跟街頭巷尾的實證派能和而不同嗎？
梯若爾早期回去法國發展，他說不是因為法國研究氣氛比美國好，是因為想念祖國。也許， 中國學子比梯若爾更幸運，中國漸漸成為國際經濟舞臺的主角之一。梯若爾回國後把圖盧茲變成世界最重要的產業經濟研究中心，在中國，特別是後起之秀，如上海財經大學通過田國強回國十年的努力已經將其經濟學研究排在大中華第一、亞洲第六了，當然北大的林毅夫、張維迎、清華的錢穎一等經濟學家對國內經濟學教育的前期的改革與人才的引進也功不可沒。不過筆者也在反思，以國外的標準去引導發展中國經濟學是否最優？畢竟在以美國為主導的著名學刊發表大量文章跟學術水平不能畫上等號，以往的大師們是否在終生教職的壓力下培養出來的呢？如果逼著學者每兩年就在國際學刊出論文，只有傻瓜才會花幾年時間去好好研究一個行業的真實情況。 一個哈佛教授曾就這樣告訴我，平常美國政府做經濟決策時很少咨詢宏觀經濟學家，他覺得很尷尬，因為他們的學術離現實太遠了。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作者亦為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發展主任、院長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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