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前世界銀行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 林毅夫
自1979年的改革開放以來到2013年間，中國取得了連續35年年均9.8%的高速增長率，為人類經濟史上所不曾有過的奇跡。但是，從2010年第一個季度開始，中國的經濟增長率節節下滑，今年第二季度僅達7.5%，而且，繼續下滑的壓力還很大。國內外有些學者和評論家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率的下滑是由於在持續取得35年的高速增長以後和按1990年購買力評價計算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經快達到1.1萬美元，按其他高速增長國家的經驗來判斷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已經降到7%或更低的水平，所以，中國未來的增長目標也應該也相應往下調至7%或更低。
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目標的確定既要看潛在增長率，也要看實現增長的內外部條件。在回答到底中國未來的增長目標應該確定在那個水平或區間較為合適，我們應該先瞭解潛在增長率的內涵和決定因素。
潛在增長率指的是在具備了所有有利的內外部條件並以不損害未來增長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為前提而可能達到的增長率。
在討論潛在增長率的決定因素時我建議回到亞當·斯密的研究方法，也就是深入探究經濟增長的本質和決定因素。經濟增長表現為人均收入的持續增加，後者則建立在勞動生產率持續提高的基礎上。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則有賴於技術的創新使工人在現有產品的生產上更有效率，或是將現有的生產要素配置到附加值更高的部門從而實現產業升級。這就是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和決定因素。
西方發達國家的歷史表明瞭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重要性。在18世紀以前，人均收入增長平均每年只有0.05%，這意味著要1400年的時間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從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中葉，人均收入增長速度提高了20倍，從平均每年0.05%變成1%，也就是說人均收入翻一番需要的時間從1400年降低為70年。19世紀下半葉至今的150多年裡，發達國家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長速度是2%，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時間從70年降為35年。之所以出現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是因為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以後，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加速所致，這種變化不僅讓人類走出了馬爾薩斯陷阱，還使人均收入水平不斷上升。
發展中國家要有持續的人均收入的增長也同樣需要有技術的不斷創新和產業的不斷升級，不同的是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產業都處於世界的前沿，新的技術和產業都只能自己發明，發展中國家則則可以靠模仿、引進、集成、購買來實現，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上具有後發優勢，成本和風險會比發達國家低，速度比發達國家快。在過去150多年裡，發達國家的人均收入年均增長速度是2%，再加上人口增長率0.5-1%，發達國家的年均經濟增長速度是2.5%-3%。一些發展中國家則靠後發優勢取得了年均7%或者更高的速度持續2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
在持續了35年年均9.8%的高速增長後，中國的後發優勢還有多大？這一問題的答案不在於中國過去已經利用了後發優勢有多少年，或是，現在的人均收入的絕對水平有多高，而是要看中國和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產業水平的差距有多大，衡量的最好指標則是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這是因為人均收入水平反映的是一個國家平均的勞動生產率水平，也就是平均的技術和產業的水平。因此，人均收入水平和發達國家的差距反映的也就是技術和產業的水平和發達國家的差距。差距越大代表後發優勢越大，越有可能維持高速增長。
根據歷史學家麥迪遜最新的歷史統計數據，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2008年時中國人均收入是美國的21%，相當於日本1951年、新加坡1967年、中國台灣1975年、韓國1977年跟美國的差距。日本從1951到1971年的年均增長率是9.2%，新加坡從1967年到1987年的年均增長率是8.6%，台灣從1975年到1995年的年均增長率是8.3%，韓國從1977到1997年的年均增長率是7.6%。既然在相同的“後發優勢”的潛力下，東亞的日本、新加坡、中國台灣和韓國可以實現20年年均7.6%-9.2%的增長速度，這些經驗表明中國從2008年開始應該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長可能。也就是從2008年開始的20年，中國的年均潛在增長率是8%。
要把潛在的增長率變成現實的增長率既取決於中國自己內部的條件也決定於外部的國際環境。
從內部條件來說，中國需要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這樣才能形成競爭優勢，快速累積資本。資本的累積帶來要素稟賦結構的改變，使原先符合比較優勢具有競爭力的產業不再符合比較優勢，因此，要升級到資本更密集的產業，在升級的過程中可以發揮後發優勢來降低創新和升級的成本與風險。實現這樣的發展方式要求中國全面深化改革，消除雙軌制遺留下來的各種扭曲以建立有效的市場，同時，在發展過程中政府也要發揮積極有為的作用，剋服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時必然會存在的外部性和協調等市場失靈的問題。這也正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發揮決定性作用，政府發揮好的作用”的改革目標，若能按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在2020年時落實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項措施，將會既有利於中國挖掘後發優勢的增長潛力，也有利於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消除腐敗和收入分配不均的根源，實現包容和諧的增長。
關於明年和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目標的確定也要看其他有利條件是否具備。2008年的全球金融經濟危機爆發後，盡管發達國家的央行實施了“非常態乾預的貨幣數量寬松政策”但未能根本解決發達國家的結構性問題。“安倍經濟學”未能奏效，歐洲央行又要步美日後塵，推行購買國債的數量寬松政策。至今美國盡管就業率有所上升，但是，勞動參與率持續下降，經濟也尚未出現一般危機之後復蘇期會出現的6%、7%的增長反彈。可以預期在未來相當長時間里美歐日發達國家的經濟可能會繼續增長乏力，抑制中國的出口增長，這會不利於中國實現潛在的增長率。
雖然外需可能不足，中國靠內需來維持中高速增長的條件則相對好。作為中等發達國家，即使現有產業的產能有不少過剩，產業升級的空間還非常大，可投資的機會多；城市內部基礎設施的完善，也需要大量投資的支持；民生工程、安居工程、環境治理工程等等的投資都具有很大的空間，很高的社會和經濟回報率。在經濟下行時仍有許多好的投資機會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最大差異之處。
在具備投資空間的同時，中國的投資資源也很豐富。中國中央跟地方政府多年積累下來的負債總額約占GDP的40%，這在國際上是非常低的水平。中國的民間儲蓄率接近50%，再加上有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這些條件是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最大的差異之處。
在外部條件相對不好的情況下中國可以靠投資來啟動經濟，這些投資短期能創造就業，有了就業消費也能增長。這些項目建成後能提高生產率的水平、增加收入，投資和消費的增長也能夠持續。
綜合考慮中國有8%的增長潛力和相對好的內需條件，在外需可能相對不足的情況下，中國把明年和在“十三五”期間的增長目標訂在7.0%-7.5%之間較為合適。這樣的增長目標有利於穩定就業、降低金融風險和實現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的兩個翻一番的目標。
從2010年的增長減速以來，盡管就業情況沒有受到多大影響，但是如果減速過於嚴重，經濟前景過於黯淡，企業就會大量裁員，失業率有可能突然增加。經濟增長過低還會使產能過剩問題和債務風險惡化。把增長的目標訂在7.0%-7.5%之間的中高速有利於保證就業和金融穩定。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時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的水平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的目標，後一目標的實現要求2014-2020年間年均增長率為7.3%。把明年和“十三五”期間的增長目標定在7.0%-7.5%之間，在外部的條件相對好時實現的增長率靠近7.5%，外部條件相對差時實現的增長率靠近7.0%，也有利於這一目標的實現。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林毅夫亦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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