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中國人文及政治題材作家（小說家、評論家、散文家），積極參與中國人權活動並公開表達自己觀點。代表作品：《火與冰》《鐵屋中的吶喊》《劉曉波傳》等。
我不知道這位身兼教授、院長等職的出家人讀過幾本中國當代史，是否知道什麼是真正文革和紅衛兵。文革是中共獨裁者毛澤東親自發起並自始至終掌控在手的一場政治迫害運動，它打擊的物件是所謂的「封資修」，包括中國傳統文化、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以及蘇聯東歐「走修正主義道路」的共產集團和中共黨內的務實派官僚系統。而紅衛兵其實是「黨衛軍」和「毛家軍」，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踐踏法治、抄家殺人、無惡不作。在文革中，包括佛教在內的各宗教信仰團體，都遭到來自當權者的殘酷迫害，悲慘遭遇可謂罄竹難書。
鄧小平和習近平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但他們對文革不願全盤否定，而只是「去其糟粕，取其精華」而已。鄧小平和習近平心知肚明：中國若實現「非毛化」，中共的統治基礎就會被掏空。所以，他們在各自的統治術中都融入了文革「升級換代」的版本：所謂「去其糟粕」，就是不再以政治運動的方式來清洗「先富起來」的黨內既得利益階層，大家一起分贓、共同發財；所謂「取其精華」，就是繼續用暴力和謊言來統治人民，在放棄馬列原教旨主義的同時，以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作為官方的主流意識形態。在此意義上，文革和紅衛兵是中共的特色和特產，其他人想學也學不到，只能是「畫虎不成反類犬」。
以此觀之，今天那些批評慈濟的臺灣鄉民，是基於對黑心食品廠商的義憤，也對與之有著密切關係、為之緩頰解脫、甚至封殺相關負面消息的慈濟集團和附屬的宣傳機構表示不滿。這是必須加以尊重的公民的言論自由權。迄今為止，似乎並沒有誰要把證嚴上人拉去遊街示眾、關進牛棚、背誦毛語錄。因此，那些批評慈濟的人士和言論，與文革和紅衛兵相比，哪有半點相似之處呢？難道給批評者頭上戴一個文革和紅衛兵的帽子，就能嚇阻一切批評的聲音嗎？若是在白色恐怖時代，批評者們一旦被「染紅」，必定會被送往綠島監獄管訓。吊詭的是，如今爭先恐後地「下紅海」、到中國去尋找紅地毯和商機的，偏偏是國民黨、星雲和慈濟——慈濟基金會是中共唯一准許註冊的境外慈善機構，個中玄機，不言而喻。
其實，對於外界的批評，慈濟方面最好的回應方式是認錯悔改、鞠躬道歉，而不是目前這種磨刀霍霍、殺氣騰騰。釋昭慧口吐蓮花地表示，證嚴上人對頂新事件痛心疾首，對自己遭遇的攻擊雲淡風輕。但是，釋昭慧本人為何以霹靂手段反戈一擊，與「上人」的教誨背道而馳呢？
慈濟集團的反應屬於「防衛過當」，一聽到批評意見就惱羞成怒，顯然不知道作為一個公益組織如何生存于民主社會之中，也沒有經受過社會大眾的批評和置疑的歷練。在這一點上慈濟，倒是跟沒有轉型為民主社會競選型政黨的國民黨如出一轍。臺灣社會已經大步邁入了民主時代，國民黨、慈濟、佛光山、白狼等政黨、宗教社團和人物，卻還停留在那個似乎可以「獨享免于批評的自由」的專制時代。
從某種意義上說，慈濟比頂新對臺灣社會的危害更大。頂新毒害人的腸胃，慈濟毒害人的靈魂。長期以來，在國民黨的蔭蔽之下，臺灣的若干宗教團體以泛道德化的倫理角色，積極配合威權政府對社會的控制和壓迫，教誨民眾乖乖當順民。尤其是佛教團體，在進入中土的兩千年間，就已經淪為缺乏獨立性的官方宗教。原始佛教中捨身飼虎、怒目金剛式的對慈悲和公義的追求，在漢傳佛教中早已蕩然無存。半個多世紀之前輾轉來到臺灣之際，權貴和尚與權貴尼姑們更是察言觀色、投懷送抱，甘願充當國民黨的周邊組織，在政治和經濟上享有諸多特權。作為交換，它們在所有的公共事務上都與當權者保持一致，有的甚至充當權貴集團的洗錢管道。
釋昭慧是何許人也？我在電視上看到的那張面孔，不是達賴喇嘛那樣的慈眉善目，而是金庸小說中峨眉派滅絕師太的氣勢洶洶。我忽然想起，這個名字在我剛剛讀過的作家宋澤萊的《被背叛的佛陀》一書中出現過。宋澤萊指出，釋昭慧是「護教組的組長」，「她的護教不禁令人毛骨悚然」。早在1987年，釋昭慧就掀起過要求政府禁演昆曲舞劇《思凡》的一場運動，是文藝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殺手。二十多年後，這位師太看上去似乎老當益壯、寶刀未老。
當年，宋澤萊在《自立晚報》開設一個批評佛教的專欄，結果佛教徒們用大批的書信向報紙施壓，大部分的信件是無禮的謾駡，最後報紙只好停了這個專欄。宋澤萊感歎說：「這種野蠻的作風在臺灣文化界還很少發生，也顯示了中國佛教無力回應我的批評。至少中國佛教的門徒還沒有學會接受批評的氣度，這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必然的面貌了。」這段評論仍未過時，堪稱一面讓慈濟社團、頂新集團和國民黨這些盤踞在臺灣民眾頭上的「大山」原形畢露的照妖鏡。
愛因斯坦說過，任何一個不容許批評的政府、組織和個人，都有蛻變為專制體制的危險。這是他經過納粹暴政之後得出的切身體驗。鄭南榕說過，他要爭取百分之的言論自由。這是他在國民黨的戒嚴時代對沒有言論自由的切膚之痛。所以，今天的臺灣，一定要對那些危害言論自由的企圖倍加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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