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轉基因食品的恐懼與爭論

中國轉基因稻米和玉米種植研究許可證在今夏到期，引發了人們的擔憂。目前，仍沒有跡象表明，中國農業部將續發許可證。到期的許可證頒發於2009年，主要涉及兩種轉Bt基因稻米和轉植酸酶基因玉米。轉Bt基因稻米中含有蘇雲金芽胞桿菌，能有效抗蟲，而轉植酸酶基因玉米作為飼料則可有效提高豬和雞的磷攝取量，可能在未來起到節約能源、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的作用。雖然這些農作物不是中國僅有的轉基因作物，但卻備受關註，不僅因為它們可能成為中國“自主創新”的開創性實例，還因為它們是中國餐桌上的傳統主食，而人們對改造它們的基因存在顧慮。

確保人民能夠吃飽飯是大多數國家優先考慮的政治議題，但在中國，這個問題再怎麽強調也不為過。中國擁有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但耕地面積僅占全球的8%，中國領導人對過去發生的飢荒、糧食短缺和配給供應仍記憶猶新。2014年，中央已經連續11年在其頭號政策文件中關註農村發展問題。政府多年來一直對農業生物技術極為關註，如在最近的五年計劃中將其列為七個戰略新興產業中的一員。最近幾十年，中國肉製品的生產、銷售和消費迅猛增加，而培育轉植酸酶基因玉米就代表了創新技術未來的發展方向——提高效率、降低肉製品消費增加帶來的環境成本。

既然如此，許可證為什麽會在這些農作物商品化之前就失效呢？這個問題目前還沒有明確的答案，但媒體給出了四個可能的解釋。一是經濟考量。黃季焜指出，中國傳統稻米種植已經基本上實現了自給自足，所以農業部可能認為短時間內不需要將轉基因稻米商品化。二是“社會穩定”。某綠色和平組織官員告訴科學線人，“公眾對轉基因稻米安全性的擔憂”在中間起了很大作用。同時，他還給出了第三個原因——管理問題，“對轉基因稻米研究的評估和檢測存在漏洞”也對決定產生了負面影響。英國諾丁漢大學副教授曹聰則給出了第四個解釋——極端民族主義分子存在論。曹聰認為，之所以對轉基因稻米的態度出現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是因為中國軍方高層和某些精英人士的“荒唐”想法。他們認為轉基因食品是“一場企圖消滅中國人的邪惡陰謀”，而這種謬見的傳播者是“反轉基因運動，這群反對人士有能力，有影響，而且十分偏執狂熱。”

其實，要想全面解釋這個問題不止包括以上四個原因，可能還有其他原因。例如，轉基因技術的實效性如何還有待證明。在今天的中國，有關科學和環境問題的決策受多方面影響，絕不像外界所想的僅僅是技術層面的問題。一談到轉基因食品，普通民眾和社會精英都會“色變”。但如果把問題簡單地看作是民眾甚至社會精英對食品和農業的無知和偏執，那也未免太過敷衍。

首先，中國的反轉基因運動反映了公眾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比以前更廣泛、更多面。科學家們也在公開場合和私下裡積極呼籲政府做出行動；去年，61位未披露姓名、且有政府背景的科學家聯合簽署請願書，強烈表示“轉基因稻米商品化刻不容緩，否則國家利益將受損害”。最近，轉基因技術支持者們在全國22個城市舉辦了轉基因稻米品嘗活動。活動由著名評論家方舟子發起，他曾在2012年為轉植酸酶基因玉米撰文，說“合理利用轉基因食品有助於環保”這是事實。

其次，中國有關轉基因食品的討論還與許多更層深的問題有關。曹聰用中國和英國作比較，他認為，盡管“誇張地說”，與英國相比，中國的“監管環境明顯鬆散”，但英國卻將推進轉基因作物的商品化。可是，這種觀點似乎忽略了公眾對監管、風險、信譽和近年來頻現的食品安全問題的合理擔憂。上個月，中國一家大型供應商爆出醜聞，將過期肉賣給西式快餐店。而此前有關食品問題的報道就層出不窮，包括食品中重金屬含量超標、食品中添加獸用藥物、食物添加劑問題、“地溝油”，以及2008年披露的、造成六名嬰兒死亡、數十萬兒童患病的臭名昭著的嬰幼兒配方奶粉三聚氰胺事件。

對於許多中國觀察人士來說，中國的改革解決了糧食短缺問題，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值得人們的頌揚。但現行的農業發展模式一路走來也付出了相應的代價，引發了一些“錯綜復雜的問題”，代價之一就是三農問題（即農民、農村和農業問題）。三農問題不僅對食品安全造成影響，還引發了過度使用化學肥料和殺蟲劑、土壤侵蝕、農村社會結構破壞和社會不平等等問題。其次，認為英國民眾支持推廣轉基因食品其實是錯誤的（沒有幾個國家會支持轉基因）。實際上，英國國內有很多反對的聲音，證明瞭食品安全一旦出現重大問題（如瘋牛病危機），不僅會導致公眾對監管體系喪失信心，還會使人們很難將這類事件與所有權等政治問題區分開來，更有可能會影響農業發展的大方向。

最後，人們正在通過創新的方式積極解決糧食、農業和環境等諸多復雜多變的問題。面對食品安全帶來的挑戰，人們並沒有迴避或隨意曲解，而是組建瞭如北京有機農夫市集之類的新渠道，將農民和消費者聯系了起來，不僅使當地生產者從中獲益，同時也增加了人們對可持續農業的瞭解和信任；新聞記者則幫助消費者分享有關食品安全威脅的信息；大量農村合作社涌現出來，發展生態農業；一些具有創新思維的生產者則借助社會媒體，向大眾展示自己的供應鏈；農民和當地組織機構還通過參與一些種植培育項目，豐富農作物種類，使農村地區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

誠然，在中國圍繞轉基因食品的爭論中，不乏有過於偏執、或被引入歧途的觀點。而且，如果政府能像支持清潔能源那樣支持創新技術的發展，那麽農業生物技術的局面可能會扭轉。但過於專註於一項高科技創新，或把批評人士當作“反科學”言論的散佈者（尤其是當反對言論可能很有道理時），不僅會阻塞人們參與解決科學環境問題的道路，還可能忽視了其他解決中國農業、食物和環境問題的創新科技。相比之下，用更為開放的科學管理方式扭轉爭論的局面才是重點，而隨著中國對食品和飼料需求的不斷增多，爭論必將繼續下去。

註：中外對話(www.chinadialogue.net)是一個致力於環境問題的中英雙語網站，總部位於倫敦，是一個獨立的非營利性組織。

作者簡介：山姆·吉爾是環境網站“中外對話”的執行編輯，同時也是英國薩塞克斯大學科學及技術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員。他編輯出版了《中國環境：綠色革命》一書，他還是英國皇家文藝學會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