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經濟新聞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法國圖盧茲第一大學教授讓·梯若爾(Jean Tirole)。自1969年該獎開始以來，美國佔據優勢的情況始終保持，很多專家惋惜某某學者為何未能獲獎。如果回顧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失之交臂的學者的面孔，似乎就能看到這一獎項的局限性。
先回顧一下過去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獎者。在上世紀60～70年代，每年有1～2人左右獲獎，保羅·薩繆爾森（Paul A. Samuelson）、約翰·希克斯（John R. Hicks）、華西裏·列昂惕夫、弗里德裏希·海耶克、米爾頓·弗里德曼等被稱為「經濟學巨人」的知名學者相繼獲獎。當時，美國獲獎學者佔整體的約30%，荷蘭、英國和瑞典等國籍的學者也曾獲獎。
誰能獲獎？誰不能獲獎？
在未進入早期獲獎者名單而被專家質疑的是在牛津大學任教的英國人羅伊·富比世·哈羅德(Roy Forbes Harrod，1900～1978年）。他是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學生，為宏觀經濟的動態分析開闢了道路。被稱為「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的增長模式現在已在經濟學教科書等書籍中得到廣泛介紹。此外，還為不完全競爭理論和國際經濟金融理論作出了巨大貢獻。那麼，為什麼哈羅德沒有獲獎呢？其原因被認為在於哈羅德的動態經濟學可以解釋為對資本主義的穩定性發出質疑的「危險理論」。
因同樣情況而被經常提到的是另一個英國人瓊·羅賓遜（1903～1983）。自稱是凱恩斯經濟學的正統繼承人，構建了壟斷競爭理論。反駁了假設企業能自由配置生産要素的美國經濟學家的觀點，以固定生産要素為前提，開創了投資理論。在薩繆爾森和羅伯特•索洛之間，展開了「劍橋資本爭論」。在專家之間，瓊•羅賓遜被認為「在爭論中取得了勝利」。但是，瓊·羅賓遜嚴厲批評美國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是「虛偽的經濟學家」，晩年加強了贊成中國共産主義革命等反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立場，結果與獲獎漸行漸遠。
美國東華盛頓大學教授Thomas Karier在《諾貝爾經濟學獎40年》一書中，作為沒有獲獎的巨匠，除了瓊•羅賓遜之外，還列舉了身為美國自由派經濟學家代表人物的約翰•加爾佈雷思（1908～2006）的名字。指出「他致力於研究貧困、收入分配以及失業等社會面臨的各種問題」，在此基礎上斷言：「對於評選委員會的成員來説，約翰•加爾佈雷思顯得過於傾向自由主義，而非數學」。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正式名稱是「瑞典國家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作為該銀行成立300週年活動的一環，推動諾貝爾基金會成立了該獎。在根本上存在「擁護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傾向，被認為反對這一立場的學者基本上無緣獲獎。
東京大學教授福田慎一説：「如果現在如果有人問，在世界範圍內備受關注的《21世紀的資本》作者、法國經濟學家湯瑪士·皮克迪(Thomas Piketty)將來能否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名，回答不可能的專家或將佔大多數。這裡就存在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局限性」。2008年雷曼危機之後，認為僅憑以市場穩定性為前提的傳統經濟學無法解釋現實情況的觀點正在增強，但「大的框架並未發生改變」（福田）。
話題回到過去的獲獎者。在上世紀80年代，諾貝爾經濟學獎仍然保持權威容易獲獎的趨勢。美國人的比例提高至5成左右，但獲獎領域出現了擴大。以分析企業投資決定的「ｑ理論」而聞名於世的詹姆斯·托賓、研究收入和儲蓄率關係的弗蘭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等注意到市場局限的「凱恩斯主義者(Keynesian)」相繼獲獎。另一方面，研究政府監管帶來的消極影響的喬治·斯蒂格勒(GeorgeStigler）、以及被稱為「美國模式構建領域元老」、創建經濟預測模式的勞倫斯•克萊因也成功獲獎。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局限
這一時期被視為應成為獲獎候選人的日本人有2人。一個是前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森嶋通夫（1923～2004）。他是以動態經濟理論為核心的數理經濟學的先驅，在世界經濟學界享有很高知名度。不過，逐步將研究重心轉向將里昂•瓦爾拉斯、卡爾•馬克思以及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等人的學説固定化的研究，有觀點認為，馬克思經濟學的研究遭到評選委員會的厭惡。
另外一人則是宇澤弘文（1928～2014）。宇澤在世界經濟學界留下名字的研究是在美國史丹佛大學和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的1960年代提出的動態增長理論。1987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羅伯特•索洛的增長理論僅僅以1個部門為對象，但宇澤將投資品和消費品2個部門納入模型，在認為市場將走向均衡的新古典派經濟學框架中，解釋了經濟增長的機制。
但是，宇澤弘文1968年回到日本之後，開始日益關注環境問題和成田機場搬遷問題等，完全改變了研究方式。包括醫療和教育等在內的「社會共同資本」理論是在探究新古典派的增長理論的過程中，為了給突顯出來的不穩定市場體系帶來「穩定」而創造的理論，有觀點認為在宇澤內心中，這是始終如一的，但在美國經濟學界則很難獲得理解。可以説在這2名日本巨匠未能獲獎的背後，存在著厭惡對資本主義批評的評選委員會的局限。
進入1990年代之後，或許是受權威人物獲獎暫告減少的影響，根據研究領域評選的傾向出現加強。羅納德·科斯(Ronald H.Coase)、加里·貝克爾(Gary Becker)、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Lucas）等倡導市場萬能的「芝加哥學派」學者們相繼獲獎。對美國人的偏愛進一步加強。在2000年以後，芝加哥學派的壟斷局面有所減弱，但以美國為中心的傾向並未改變。創立「行動經濟學」、「實驗經濟學」、「 實際經濟週期理論」、「機制設計理論」以及「 搜索論」等「新領域」的很多學者先後獲獎，但對市場功能本身投去質疑目光的學説仍然被排除在評選對象之外。
專攻經濟學史的京都大學教授根井雅弘指出「現代的主流經濟學基本上都是由在美國知名大學任教的經濟學家形成的，因此在美國取得成績、論文被引用次數較多的人獲獎成為自然而然的潮流。非主流經濟學家獲獎的可能性很低」。另一方面根井教授認為，「學科間的領域（例如在經濟學與心理學的相互交流中産生的行動經濟學）也成為獲獎對象給「經濟學帝國主義「敲響了警鐘，我認為這是一種好的傾向」。
最有可能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日本人
基於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這種特點，對於「假設日本人首次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你覺得誰最有希望？」的問題，專家學者異口同聲地説出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師清瀧信宏的名字。每年基於被引用的論文數量來公佈諾貝爾經濟學獎候選人名單的美國調查公司湯森路透曾在2010年將清瀧選為獲選人。清瀧分析壟斷競爭對宏觀經濟學影響的論文（1987年）、將貨幣的作用定式化的論文（89年）以及顯示小衝擊如何逐漸演變成大衝擊的「清瀧-摩爾模型（Kiyotaki–Moore mode）」（97年）等成就在美國經濟學界獲得了很高的評價。
清瀧同時還是以主流派新古典派的宏觀經濟學為基礎，進行宏觀動學分析的「新凱恩斯主義」的人物之一，符合評選委員會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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