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鮑爾萊因
在未來幾周里，二百萬美國人將獲得學士學位，之後，他們要麼參加工作，要麼去讀研究生。畢業日將是他們快樂的一天，他們也會思念他們讀過的學校。但是，隨着人生這一獨特篇章的結束，畢業生開始反思校園生活，高等教育的一個主要部分將在有意義的校園接觸排名中名落孫山，那就是教授。
那是學生們的說法。噢，他們對自己的教授很滿意；畢竟，大多數學生都得到了肯定的認可。1960年，只有15％的成績屬於「A」的範圍，而現在的比例是43％，使「A」成為遠高於其他分數的最常見成績。
教授們的態度也很親切。在一項全國調查中，有61％的學生人說教授經常把他們「像同事/同行」那樣對待，只有8％的學生經常得到對「他們學習的負面反饋」。有超過半數的學生在畢業典禮結束時認為他們在公開發言、寫作、批判性思維和做決策上受到「充分的培養」。
不過，雖然對教授們頗為滿意，但學生們對教授作為思考者和導師的角色並不怎麼感興趣。他們選教授的課，完成作業，但進一步的接觸極少。
對教授有什麼信仰、他們除了授課外還擁有什麼智慧感興趣的標誌之一，是課堂外的互動。通常是在下課鈴聲響了之後，與教學大綱的要求無關的地方，洞察力的傳授才開始，學生的效仿才形成。雖然學生動不動就給教授發電子郵件——當你能從宿舍房間里輕而易舉地發個短訊時，幹嗎要從校園的一頭走到另一頭呢？——但這種詢問從真正指導的角度來看太簡短了。我們需要面對面的時間。
但是，正是這方面的數字很糟糕。對於大多數本科生來說，除了每周兩個半小時的課堂時間，與教授接觸的時間從可忽略不計到不存在。在大學的第一年，有33％學生報告說，他們從未在課堂之外與教授說過話，有42％的學生只是偶爾這樣做。大四的學生中與教授完全沒有接觸的比率略低一點，有25％的學生從來沒和教授說過話，40％的學生有時和教授說話。
並不是從來都這樣。當我們上個月在紐約公共圖書館見面時，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說，「我尊敬我的許多老師。」吉特林是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系和社會學系的一位受人尊敬的教授，但在20世紀60年代，他是哈佛的一名來自工薪階層的激進學生，後來當了學生組織「學生民主社會」(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的會長。
我問他，當時的學潮是否包括對教授的蔑視。他說，一點都沒有。沒有人有針對教授。激進學生攻擊了行政部門，因為管理者背叛了教授所代表的最好東西，那就是象牙塔里的自由探索空間。
我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就讀時也看到了同樣的情況，那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那時候，當你從成排的教授辦公室門前走過時，會不得不從在門外排隊等待與教授進行磋商的英語專業學生伸出的腿中間邁過。大一的課可能大到有400個學生，但到了大三，你已選好了專業，足夠好地認識了幾個教授，能經常與他們聊天，而且是長聊。我們知道，他們也知道，這樣的時刻才是人文教育的核心所在。
在對指導的渴望方面，我們都是普通人。從1966年開始追蹤學生情況的美國大學新生調查(American Freshman Survey)證明了這一點。問卷中的一個問題，問剛入學的大一學生「認為至關重要或非常重要的目標是什麼」。在1967年，86%的受訪者選擇了「形成有意義的人生觀」，是選「在經濟上非常富足」的人的兩倍多。
自然，學生指望從教授那裡得到道德和世俗方面的感悟。但從那時候起，尋找意義和賺錢就互換了位置。選第一個的比例跌至45%，而選第二個的比例飆升至82%。
2月一個暖和的下午，我回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發現走廊里非常安靜，一片昏暗。幾十名20歲的年輕人在外面的四方院里散步聊天，但在英語系，只有八分之一的門開着，並且在該系1400名學生中，等着有機會和教授交談的還不到五六個人。
當學校更多的是關乎職業而非理念，當薪水比智慧更重要時，教授的角色變了。在教室前面的我們可能50歲了，有幾十年的閱讀、寫作、旅行和在檔案館或實驗室研究的經歷，教過80門課程，但學生不會躺在床上琢磨我們說的東西。他們沒有成為信徒的慾望。
悲哀的是，缺乏研究時間的教授也不想讓他們成為信徒。結果，大部分本科生永遠都不知道有這樣一個發展階段：博學者令他們着迷，他們會通過對某個榜樣的仰慕及與那個榜樣的鬥爭，形成更完整的人格。
從本世紀初開始，我就讓學生每隔一周帶上文章初稿來我的辦公室一趟。我們會逐句逐句地評價和修改文章。我要求他們有更清晰的想法，或是想到一個更好的動詞。我會圈出用錯的修飾語，等他們自己修改。
等待時，我心生同情：讓他們分心的事情太多了——健身、短訊、社團活動——而且校園文化通常把他們當做消費者，而非學生。學生評估和給教授打分的網站把我們描繪成了服務供應商。多年前，在我任教的埃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一位分管校園生活的院長在對新生講話時傳遞了一個糟糕的訊息：不要過多地糾纏於作業，在這裡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我發現，我的寫作講習會有助於減少讓學生分心的事情。到第三次見面時，學生們就有了新的態度。他們對自己說，這個老師會駁回我最差的表現，尊重我最上乘的想法和文字。
如果很少在課堂上質疑學生，也很少在課外和他們接觸，就無法成為道德上的權威。如果我們教授不這麼做，課程就不會引導充滿求知慾的學生拓展自己的視野。它會變成要去滿足的要求。屆時只有我們的作業指導會有意義。對於學生，我們只在一個方面堪稱權威：給出的成績。我們變得不再是令人生畏的智者，或道德標杆、榜樣、靈感啟發者。我們變成了認證提供者。
馬克·鮑爾萊因是埃默里大學的英文教授，First Things雜誌的高級編輯，以及剛剛出版的《最愚蠢的一代：數字時代是如何麻醉美國年輕人並損害我們的未來的》（又名《別相信30歲以下的任何人》）一書的作者。
在未來幾周里，二百萬美國人將獲得學士學位，之後，他們要麼參加工作，要麼去讀研究生。畢業日將是他們快樂的一天，他們也會思念他們讀過的學校。但是，隨着人生這一獨特篇章的結束，畢業生開始反思校園生活，高等教育的一個主要部分將在有意義的校園接觸排名中名落孫山，那就是教授。
那是學生們的說法。噢，他們對自己的教授很滿意；畢竟，大多數學生都得到了肯定的認可。1960年，只有15％的成績屬於「A」的範圍，而現在的比例是43％，使「A」成為遠高於其他分數的最常見成績。
教授們的態度也很親切。在一項全國調查中，有61％的學生人說教授經常把他們「像同事/同行」那樣對待，只有8％的學生經常得到對「他們學習的負面反饋」。有超過半數的學生在畢業典禮結束時認為他們在公開發言、寫作、批判性思維和做決策上受到「充分的培養」。
不過，雖然對教授們頗為滿意，但學生們對教授作為思考者和導師的角色並不怎麼感興趣。他們選教授的課，完成作業，但進一步的接觸極少。
對教授有什麼信仰、他們除了授課外還擁有什麼智慧感興趣的標誌之一，是課堂外的互動。通常是在下課鈴聲響了之後，與教學大綱的要求無關的地方，洞察力的傳授才開始，學生的效仿才形成。雖然學生動不動就給教授發電子郵件——當你能從宿舍房間里輕而易舉地發個短訊時，幹嗎要從校園的一頭走到另一頭呢？——但這種詢問從真正指導的角度來看太簡短了。我們需要面對面的時間。
但是，正是這方面的數字很糟糕。對於大多數本科生來說，除了每周兩個半小時的課堂時間，與教授接觸的時間從可忽略不計到不存在。在大學的第一年，有33％學生報告說，他們從未在課堂之外與教授說過話，有42％的學生只是偶爾這樣做。大四的學生中與教授完全沒有接觸的比率略低一點，有25％的學生從來沒和教授說過話，40％的學生有時和教授說話。
並不是從來都這樣。當我們上個月在紐約公共圖書館見面時，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說，「我尊敬我的許多老師。」吉特林是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系和社會學系的一位受人尊敬的教授，但在20世紀60年代，他是哈佛的一名來自工薪階層的激進學生，後來當了學生組織「學生民主社會」(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的會長。
我問他，當時的學潮是否包括對教授的蔑視。他說，一點都沒有。沒有人有針對教授。激進學生攻擊了行政部門，因為管理者背叛了教授所代表的最好東西，那就是象牙塔里的自由探索空間。
我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就讀時也看到了同樣的情況，那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那時候，當你從成排的教授辦公室門前走過時，會不得不從在門外排隊等待與教授進行磋商的英語專業學生伸出的腿中間邁過。大一的課可能大到有400個學生，但到了大三，你已選好了專業，足夠好地認識了幾個教授，能經常與他們聊天，而且是長聊。我們知道，他們也知道，這樣的時刻才是人文教育的核心所在。
在對指導的渴望方面，我們都是普通人。從1966年開始追蹤學生情況的美國大學新生調查(American Freshman Survey)證明了這一點。問卷中的一個問題，問剛入學的大一學生「認為至關重要或非常重要的目標是什麼」。在1967年，86%的受訪者選擇了「形成有意義的人生觀」，是選「在經濟上非常富足」的人的兩倍多。
自然，學生指望從教授那裡得到道德和世俗方面的感悟。但從那時候起，尋找意義和賺錢就互換了位置。選第一個的比例跌至45%，而選第二個的比例飆升至82%。
2月一個暖和的下午，我回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發現走廊里非常安靜，一片昏暗。幾十名20歲的年輕人在外面的四方院里散步聊天，但在英語系，只有八分之一的門開着，並且在該系1400名學生中，等着有機會和教授交談的還不到五六個人。
當學校更多的是關乎職業而非理念，當薪水比智慧更重要時，教授的角色變了。在教室前面的我們可能50歲了，有幾十年的閱讀、寫作、旅行和在檔案館或實驗室研究的經歷，教過80門課程，但學生不會躺在床上琢磨我們說的東西。他們沒有成為信徒的慾望。
悲哀的是，缺乏研究時間的教授也不想讓他們成為信徒。結果，大部分本科生永遠都不知道有這樣一個發展階段：博學者令他們着迷，他們會通過對某個榜樣的仰慕及與那個榜樣的鬥爭，形成更完整的人格。
從本世紀初開始，我就讓學生每隔一周帶上文章初稿來我的辦公室一趟。我們會逐句逐句地評價和修改文章。我要求他們有更清晰的想法，或是想到一個更好的動詞。我會圈出用錯的修飾語，等他們自己修改。
等待時，我心生同情：讓他們分心的事情太多了——健身、短訊、社團活動——而且校園文化通常把他們當做消費者，而非學生。學生評估和給教授打分的網站把我們描繪成了服務供應商。多年前，在我任教的埃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一位分管校園生活的院長在對新生講話時傳遞了一個糟糕的訊息：不要過多地糾纏於作業，在這裡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我發現，我的寫作講習會有助於減少讓學生分心的事情。到第三次見面時，學生們就有了新的態度。他們對自己說，這個老師會駁回我最差的表現，尊重我最上乘的想法和文字。
如果很少在課堂上質疑學生，也很少在課外和他們接觸，就無法成為道德上的權威。如果我們教授不這麼做，課程就不會引導充滿求知慾的學生拓展自己的視野。它會變成要去滿足的要求。屆時只有我們的作業指導會有意義。對於學生，我們只在一個方面堪稱權威：給出的成績。我們變得不再是令人生畏的智者，或道德標杆、榜樣、靈感啟發者。我們變成了認證提供者。
馬克·鮑爾萊因是埃默里大學的英文教授，First Things雜誌的高級編輯，以及剛剛出版的《最愚蠢的一代：數字時代是如何麻醉美國年輕人並損害我們的未來的》（又名《別相信30歲以下的任何人》）一書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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