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如何轉型？

 英國金融時報

中共十八大將在11月8日召開，引發全球矚目。

此次會議之所以倍受關註，蓋源於以下幾點因素：其一，中國經濟規模已躍居世界第二，在美國去杠桿化、歐洲陷入漫長債務危機的背景下，中國7％以上的增長堪稱世界經濟的希望之火；其二，十八大之前中國經歷了重慶唱紅打黑的“折騰”，社會認知出現分歧，未來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方向需要進一步的“頂層設計”；其三，經歷了過去十年“超高速增長”的中國經濟，已經面臨投資率高達50％、基尼系數突破0.5、環境污染與食品安全失控、腐敗泛濫等一系列瓶頸因素的制約。吳敬璉先生警告說：中國的經濟矛盾和社會矛盾已經幾乎到了臨界點。忠言逆耳利於行。新一屆政府能否對形勢做出準確判斷，並重啟改革進程，攸關下一個十年的社會穩定。

新階段的改革，其核心目標是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所謂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主要是實現兩個轉變：從製造向創新轉型，從投資驅動向消費驅動轉型。

過去十年，中國充分享受了“入世”紅利，“中國製造”的全球市場份額從7％猛增至15％左右。但依然難以擺脫“低價格、低成本、低質量”的尷尬局面。究其原因，不能一味抱怨企業不爭氣，而要反思制度環境。作為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經濟動物，企業行為取決於制度環境的導向。而現有的制度環境存在諸多不利於創新的“負向激勵”：1）知識產權保護不力；2）央企靠行政壟斷做大做強，市場經濟的“費厄潑賴”難以保障；3）土地、資金、勞動力、環境等主要生產要素價格被顯著扭曲，致使企業可以靠“扭曲的成本優勢”賺取利潤、獲得生存空間；4）政府掌握了大量的經濟資源和審批權，尋租成為企業最快捷的“商業模式”；5）由於法治尚不完善，再加上企業家尋租成為常態，這導致企業家安全感缺失，重慶打黑更是充分彰顯了企業家在公權力面前的脆弱性。於是乎，富人移民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
花錢消費其實是人的動物本能，無需刺激，關鍵是有沒有能力消費。眼下中國儲蓄率升至50％的歷史高位，除了企業儲蓄與政府儲蓄大幅度上升之外，居民缺乏消費的安全感亦是關鍵原因：首先，雖然居民收入有所增長，但在經濟增長“蛋糕”中所占的份額不斷降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國民總收入比重在1992年至2008年間下降了12個百分點。其次，由於長期的利率管制，居民財富保值存在很大挑戰。2004－2011年中國一年期銀行存款實際利率平均為－0.3%，按照目前超過30萬億的居民存款規模，每年損失即高達1千億。再次，由於中國股市目前仍然是財富掠奪而非價值創造為主的市場，居民難以通過股權投資分享經濟的成長性。第四，房價高企，嚴重透支居民未來20年收入，導致“中產階級貧困化”的奇怪現象。最後，中國在醫療、教育、養老等領域的發展滯後和歷史欠賬，導致居民嚴重缺乏安全感。

理解了上述經濟轉型的“症結”所在，就不難給出十八大之後的“改革任務清單”：

1.利率市場化

市場經濟的本質，在於以價格杠桿引導資源的優化配置。利率就是資金的價格。在現行的利率管制下，一方面貸款利率被壓低，刺激了對貸款的過度需求，鼓勵了過度投資的傾向；另一方面，由於利率不能反映供求關系，大量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得不到滿足，進而刺激了地下高利貸的蔓延，威脅到金融穩定。此外，利率的管制也不利於居民財富的保值增值，本質上是居民（存款人）對企業部門（貸款人）的補貼。目前推進利率市場化的時機已經成熟，並不存在實質性障礙。


2.減稅

根據福布斯的研究，中國稅負痛苦指數全球排名第二。財政收入占GDP比例從1978年31%下降到90年代中期10%的水平，近些年又回升到的20%的水平。膨脹的三公經費、年底的財政突擊花錢引發輿論鞭笞。由於掌握了大量經濟資源，地方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涉足不斷深入，破壞了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政府立即、大幅度減稅不僅必要，而且可能。根據經濟學上著名的“拉弗曲線”，在稅負過高的情況下，減稅可以刺激經濟活動、擴大稅基，甚至可能出現減稅帶來稅收增長的“官民雙贏”局面。

3.開徵遺產與贈與稅

市場經濟的競爭，必然會帶來貧富差距。但一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必須滿足兩個條件：第一，合法致富，而非靠尋租致富。否則，仇富幾乎等同於“仇腐”。第二，對貧富差距必須有適當的糾偏機制，特別是遺產稅。當前中國貧富差距已經過於懸殊，越來越多的企業家開始把財富轉移給子女。開徵遺產稅，縮小貧富差距，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要舉措。
4. 打破央企壟斷

壟斷是市場經濟的天敵。雖然中國在2008年就實施了《反壟斷法》，但在打破央企壟斷方面卻未能取得任何進展。雖然2011年發改委曾對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的寬帶接入問題進行反壟斷調查，但亦無下文。其實，央企壟斷的本質是進入壁壘的行政限制。雖然國務院先後出台了打破央企壟斷的36條、新36條，但民企投資的“玻璃門”依舊。打破央企壟斷，消除所有制歧視，是建設市場經濟的題中應有之義。

5.央企改革

在上一輪的國企改革中，借助股份制、上市等步驟，國企實現了根本性的變化，從虧損大戶變成瞭如今的盈利大戶。但是，研究表明，國企的利潤很大程度上來自國企在土地、貸款、補貼等方面的優勢地位。如果剔除這些因素，很多國企將轉為虧損。下一輪的國企改革應著力解決三個問題：第一，國企必須退出房地產等競爭性領域；第二，必須落實“政企分開”。特別是，黨的組織部門應放棄對國企管理層的任命權，還權於董事會，取消國企領導的行政級別，逐步實現國企管理層的職業化和市場化；第三，遏制國企腐敗和高福利。中石化前董事長陳同海日均消費4萬元、中石化天價弔燈、中石化廣東茅臺事件，揭示了國企腐敗的觸目驚心。 2008年壟斷行業員工只占全國就業人群的8%，而工資卻占全國工資總額的50%。根據《南方周末》的調查，過去20個月時間里，太原這個中國最重要能源城市開工的“集資建房”，占到其保障房套數的60%以上，是太原2011年商品房銷售面積的2倍以上。這是一種嚴重的集體腐敗。遏制央企腐敗的出路在於央企去行政化、破除壟斷和完善公司治理機制。

6.以央企利潤彌補養老金欠賬

根據研究報告《化解國家資產負債中長期風險》的預測，到2013年，中國養老金的缺口將達到18 .3萬億元。在人口老齡化壓力增大的今天，如何彌補養老金欠賬，已成為現實的挑戰。幸運的是，中國央企的利潤和股權價值可以提供重要的資金來源。國家應利用目前央企良好的財務狀況，將央企利潤主要用於彌補養老金空帳，並逐步把央企股份減持變現投入到養老金。如此一來可以一箭雙雕：既解決了養老金來源，又實現了央企的逐步退出。


7.廢除IPO審批制

盡管出發點是為了保護投資者利益，但過去20年的實踐表明，IPO審批制不僅沒有發揮保護投資者的作用，而且導致了供求關系扭曲、尋租盛行、上市公司行為短期化等一系列痼疾，可謂證券市場亂象之源。吳敬璉先生批評中國股市還處在強盜貴族時代，這是很深刻的。上市本應是企業的基本融資權利，現在卻演化成了特權，扭曲了資源配置。要讓創業板成為中國的納斯達克，惟有廢除IPO審批制，還選擇權於市場，同時證監會必須回歸“抓壞人”的監管主業。

8.允許民營資本開辦銀行

中國仍然是以間接融資為主的市場，間接融資所占比重高達78％。金融體系是市場經濟的血液，其核心功能是優化資源配置。但由於目前銀行以國有資本為絕對主導且新設銀行審批困難，導致銀行業出現了“準壟斷”格局，以致於“利潤高得不好意思”（民生銀行行長語）、“銀行獲得利潤太容易了”（溫總理語）。可以說，金融體系功能已經在一定程度上異化，成為實體經濟的沉重包袱。民生銀行、浙江泰隆銀行等民營銀行的表現證明，以風險為藉口阻止民營資本開辦銀行是站不住腳的。國家應允許民營資本開辦銀行，既可促進銀行業的競爭，也可以實現銀行體系的多層次化，更好地為中小企業服務。
9.鼓勵居民境外投資

中國房價、股市等長期處於泡沫化狀態，重要原因在於貨幣超發和資本賬戶管制。大量資金需要尋求投資出路，但又只能局限於國內。這使得居民財富保值增值變的非常困難。與此同時，超過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只能購買美國國債等低收益資產，機會成本巨大。國家應放寬居民海外投資限制，可以一箭三雕：減緩國內的資產價格泡沫和金融風險積聚；實現居民財富的多樣化配置和有效保值；減少外匯儲備，促進全球經濟再平衡。

10.知識產權保護

在中國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中國企業普遍處於學習和模仿的階段，較弱的知識產權保護在客觀上加快了中國企業的成長。但如今，創新和轉型已經成為中國企業的主要瓶頸，知識產權保護的不足嚴重削弱了企業從事研發和創新活動的激勵。保護知識產權，已不再是僅僅保護跨國公司的利益，而是要保護中國企業的創新之路。

11.地方政府退出經濟領域

由於GDP至上的發展思路，地方政府日益“公司化”，熱衷於招商引資，大搞基礎設施，甚至涉足PE等領域。地方政府過度涉足經濟活動，不僅破壞了市場公平競爭，也易誘發嚴重的腐敗行為。此外，也導致地方政府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不願意嚴格執法，對環境污染、食品安全等問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再有，地方政府的拆遷和徵地，已經成為諸多群體性事件的源頭。中央亟需進行頂層設計，嚴格界定地方政府的權力邊界，防止地方政府公司化愈演愈烈。

12.財政民主化

近年來，在稅收收入快速增長的同時，土地財政現象日益突出。2010年土地出讓金收入高達2.9萬億。地方政府掌握了驚人的財務資源。在當前人大制衡虛化、地方財政不透明的背景下，地方財政存在極大的腐敗和浪費風險：三公經費、官員腐敗、形象工程問題日益突出。在缺乏制衡與透明度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收入永遠處於飢渴狀態，甚至在“四萬億”刺激計劃後出現了普遍的地方融資平臺債務風險。只有對財政支出實行徹底的陽光化，接受納稅人的監督，才是確保財政資源使用的正當性與高效率的根本出路。


13.環境保護

在GDP崇拜的推動下，環境保護執法被不斷邊緣化。中國製造業迅速崛起的背後，是驚人的環境污染。根據世界銀行2007年發布的《中國的污染成本》報告，水和空氣污染的成本高達GDP的5.8%。但是，由於經濟增長的好處在即期而污染成本在遠期，我們很容易陷入經濟奇跡的幻覺之中。隨著時間的推移，環境污染引發的疾病已經日益顯現，如不及時改善環保執法，勢必引發更多的社會矛盾，甚至成為社會不穩定的誘發因素，對此必須有足夠的危機感。

14.抓貪官壓房價

近年來，房價的飆升引發公眾強烈不滿，一線城市房價收入比甚至超過20倍。房價居高不下的背後，是“房叔”的崛起：番禺城管局政委蔡彬僅為一處級“小吏”，擁有21套房產；“土地奶奶”羅亞平擁有27套房子，山西蒲縣煤炭局長郝鵬俊有36處，其中35處在北京；上海外高橋保稅區處長陶建國29套房產；浦東新區副區長康慧軍14套房產。貪官，才是最大的“剛性需求”。雖然短期內房地產存在空置率高的現象，但由於少數人已極低成本控制了大量房源。結果，對普通民眾而言，房地產依然供不應求，房價調控屢屢成為“空調”。要想真正實現房價的合理回歸，加大反腐力度並將貪官的房產進行拍賣，當屬有效的方法。
15.城市化

中國經濟如何尋求新的增長動力，將是新一屆政府必須直面的課題：2012年前三季度，凈出口對GDP的貢獻率是-5.5%，歐美市場的需求明顯復蘇仍需時日；中國自身高達50%的投資率，宣告過去政府主導大搞基礎設施投資的時代迫近尾聲；消費需求啟動有賴於艱難的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在這樣的背景下，進一步的城市化被寄望為下一輪增長的引擎。從目前中國城市化率仍然較低（不到50%）來看，城市化潛力巨大。但是，城市化要取得實質性進展，必須啟動戶籍、教育、醫療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棘手的難題。

16.撤銷發改委

市場經濟的精髓在於，各個市場主體為追求利潤最大化而開展有效的競爭和創新。政府的存在價值，主要體現為“市場經濟的守夜人”，即公平競爭規則的維護者。政府不能既做裁判員又做運動員，更不能乾預企業的微觀經濟行為，否則帶來的只能是扭曲和尋租。目前的發改委，主要職能已經蛻化化“審批”，與當年的計委神似，與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格格不入。要想在下一個十年取得體制改革的突破，一個可行的做法是撤銷發改委，恢復當年的體改委，專門致力於體制改革的方案設計。

17.司法獨立

吳敬璉教授警告說，市場經濟也有好壞之分，好的市場經濟只能是法治的市場經濟。沒有法治，遲早會陷入權貴資本主義的泥沼。現階段，由於政府過度涉足經濟活動，加上司法體系缺乏應有的獨立性，導致選擇性執法和彈性執法現象突出。其結果是，民眾對司法體系缺乏信任，屢屢將問題訴諸於上訪和群體性事件，社會穩定堪憂。要加強司法獨立，首先要建立違憲審查機制，把樹立憲法的尊嚴作為起點。同時，要實現司法體系在財務和人事上的相對獨立，這是獨立司法的必要基礎。

18.政府“瘦身、放權、讓利”

目前，政府規模太大、權力太大、控制的資源太多，這將逐漸扼殺市場經濟的活力。各類領域的改革，都基本可以歸結為政府要“瘦身、放權、讓利”。最近，國務院公佈了關於第六批取消和調整行政審批項目的決定，並指出：1）凡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能夠自主決定，市場競爭機制能夠有效調節的，政府都要退出；2）凡可以採用事後監管和間接管理方式的事項，一律不設前置審批。期盼新版“兩個凡是”照耀下一個十年的改革之路。

改革知易行難。改革之路，將遭遇諸多敵人：葉公好龍、皇帝的新衣、擊鼓傳花、囚徒困境、民粹主義、既得利益、好好先生。要突破層層障礙，通過改革來釋放新的增長動力，領導者必須具備強烈的危機感、歷史的責任感、強大的意志力和自我犧牲精神。如果下一個十年能成為改革的十年，中國應能順利駛過“歷史的三峽”，繼續保持快速發展的態勢，並擺脫中等收入陷阱，躋身世界發達國家之列。

劉勝軍，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