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認知中的恐懼和理性

紐約時報

當我們意識到潛在的風險時，我們會做出各種在表面上清醒和貌似理智的選擇。面對輕微的危險跡象，我們食用有機食品，大把吞下多種維生素，迅速放棄某些產品（甚至整類技術）。我們攜帶槍支，投票支持我們認為能保護我們安全的候選人。然而這些選擇遠非仔細思考的結果。實際上，它們往往與理性相悖；出現這種情況的頻度之高令人意外。此外，儘管我們在作出風險選擇時總感到自己是正確的，但很多決定實際上把我們置於更大的危險之下。

神經科學、心理學、經濟學和其他學科的研究人員，對於人類為什麼有時對很小的風險徵兆大驚小怪、有時卻對明確的危險證據漫不經心有了一系列新發現。相關科學值得詳細審議。不過一個當前的問題為其中最重大的發現提供了一堂速成課，那就是對於疫苗的恐懼，特別是兒童疫苗。

2011年湯森路透(Thomson Reuters)和美國全國公共電台(NPR)的民意調查顯示，在有18歲以下孩子的父母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人擔心疫苗，總體上有大約四分之一的美國人擔心疫苗的價值和安全性。在那次調查中，約有五分之一受過大學教育的受訪者擔心，兒童期疫苗與自閉症有關，7%的人說擔心疫苗與I型糖尿病有關。

證據表明，這些擔憂，以及其他大多數對於疫苗的擔憂，都是毫無根據的。眾多研究——包括美國醫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Medicine)去年的一份全面報告——都表示，疫苗不會引起自閉症、糖尿病、哮喘或反疫苗陣營列出的其他主要疾病。

然而這些激烈而真切的恐懼依然存在。在失望的醫生和衛生官員們看來，疫苗恐懼症是一種非理性的對事實的否認，使得未接種疫苗的兒童和整個社區都面臨更大風險（隨着群體免疫力下降，疾病傳播上升）。不過，我們越了解風險認知(risk perception)的運作方式，就越能理解對疫苗的恐懼，即便這種恐懼仍是很危險的。

同其他許多研究者一樣，兩名認知心理學家，俄勒岡大學(University of Oregon)的保羅·斯洛維奇 (Paul Slovic)和卡內基梅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巴魯克·費施霍夫(Baruch Fischhoff)，找到了有些事情在感覺上比理智上更可怕（或更不可怕）的幾個原因。人類會在潛意識驅使下，權衡任何選擇或行動的風險與效益，如果採取某個特定行動似乎沒有什麼效益，那麼風險的感覺就會自動增大。疫苗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在潛意識看來，疫苗保護兒童不受感染的疾病（如麻疹和百日咳）不再常見，這使得疫苗帶來的效益感覺很小，和哪怕極小的嚴重副作用風險相比，也許更加微不足道。（實際上，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提供的信息，近年上述兩種病的疫情已變得更加常見）。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20世紀50年代小兒麻痹症流行的可怕時期，父母帶着孩子排隊接種疫苗，而那時的疫苗風險比現代疫苗高得多。究其原因，當年風險在感覺上比較小，因為效益顯而易見。

斯洛維奇教授和費施霍夫教授及其他研究人員發現，相比自願承擔風險，當一個人被強加某種風險時（例如強制進行的疫苗接種計劃，即便這類計劃基本上都允許人們不參加），同樣的風險在感覺上更加可怕。風險認知也取決於信任，你不信任的某個來源所帶來的風險，在感覺上更加可怕。反疫苗陣營對政府和製藥行業充滿不信任。最後一點是，“人造”的風險（例如疫苗）會比自然的風險引發更多擔憂。一些反對為孩子接種疫苗的父母說，他們願意接受疾病的風險，因為疾病是“自然的”。

可話說回來，難道人類理性的奇妙力量，不能克服這些清醒思考的本能障礙嗎？對於恐懼的神經科學研究表明，這種希望是不現實的。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神經學家約瑟夫·勒杜(Joseph LeDoux)及其他研究人員對恐懼的神經根源進行了研究，他們發現，在較慢而有意識的理性與較快而潛意識的情感和本能之間複雜的相互作用中，大腦的基本架構決定了我們感覺在先，思考在後。大腦中首先激發“戰逃反應”的部位杏仁核(amygdala)的位置意味着，它比仔細思考局面的大腦部位更早接收傳入的刺激。於是，在我們對潛在危險作出的持續回應中，大腦的構造和運作方式決定了我們傾向於憑感覺（而非思考）行事。正如杜勒教授在《情緒腦》(The Emotional Brain)一書中所指出的，“在人類進化歷史的這一點上，大腦布線的特點意味着，從情感系統到認知系統的連接，比從認知系統到情感系統的連接更強大。”

所以我們就有了對疫苗的過度恐懼。但就像我們對某些東西太過害怕一樣，同樣的“感覺與事實”系統有時也會逆向作用，讓我們對更大的風險關切不足。你自願投入的貌似有大把效益的高風險行為（比如為了獲得那種“美好健康的膚色”而曬日光浴），在感覺上不那麼危險。人類社會在遙遠的未來可能面臨的風險，也傾向於不會拉響同樣的本能警鐘（部分原因是這種危害不會單獨發生在我們當中的任何一個人身上）。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人們對氣候變化的擔憂很普遍，卻很薄弱。

儘管我們的風險認知系統偶爾會出錯，但它也並非一無是處。畢竟，它引領着我們在進化的軌道上走到今天。但這個系統如此嚴重依賴情感和本能，以至於有時作出與證據不符的風險認知，這種“風險認知差距”本身就可能是一個風險。我們確實應當對恐懼本身的危險有所擔心。

在這個揭示人類大腦如何運作的非凡時代，我們對風險認知差距為何產生已經有很多發現，我們能夠（也應該）把有關風險認知的詳細知識，應用於縮小這種差距並降低其危險。正如意大利哲學家尼古拉·阿巴尼亞諾(Nicola Abbagnano)所建議的，“理性本身可能有錯，在我們的邏輯中必須有應對這種不可靠性的地方。”風險認知與其說是一個純理性的過程，不如說是對事實和事實帶來的感覺的主觀結合——接受這一點也許正是我們在人類學習曲線上需要邁出的一步。然後，我們也許就能開始對疫苗和其他健康問題作出更加明智的決定了。


大衛·羅佩克(David Ropeik)是哈佛繼續教育學院的一名講師，著有《這到底有多危險？——為何我們的恐懼不總與事實相符》(How Risky Is It, Really? Why Our Fears Don’t Always Match the Facts)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