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1/2012

美國貧富對立帶給台灣的警惕與省思

美國大選即將投開票,經濟狀況仍是左右選局主因。景氣低迷、外貿預算雙赤字攀升、貧富差距擴大,都對現任政府極為不利。各項問題中尤以貧富對立,其原因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後果已撕裂美國的今日與未來。它的重要性可能遠超乎誰主白宮。借鏡美國的同時,我們發現台灣的近況相當神似,實在不能不多加警惕。

 美國最富百分之一人口,擁有全國百分之四十的財富。近三十年來,收入最高的百分之一美國人所得成長一倍;收入最高的百分之零點一美國人資產成長兩倍,而中產階級的收入則停滯不前。強調階級流動、人人都有機會的「美國夢」已經變成神話。

 美國已成先進國家中最不均者。有識之士如諾貝爾得主史提格里茲(Joseph Stiglitz),早就警告當局若任由貧富矛盾激化,美國將走向分裂社會,且與第三世界經濟體愈趨相似,貧富不均問題終將對富人造成反噬。

 美國不均度已經持續惡化幾十年。導致不均度上升的原因,大約可從雷根政府撤銷對金融部門的管制,以及賦稅系統累進幅度的下降為其濫觴。雷根的繼承者繼續走相同的路,以致於今天頂層百分之一富人,大概只繳所得的百分之十五,其平均稅率遠低於中等所得者。另外,目前資本利得稅竟比薪資稅率還低,所謂資本利得又常是投機獲取的利潤。換言之,美國的稅制偏袒用錢賺錢的富者,對於以勞力賺錢的中下階級則極不友善。

 最不合理的是,財團賺錢時大呼政府管制應該鬆綁,遇有蕭條不景氣時又呼籲政府紓困。真正是「把利潤私有化,把損失社會化」,不公不義莫此為甚。
 回頭檢視台灣,近年貧富差距拉大,廣義失業狀況(含無薪假、非志願性半職等)嚴峻,都是絕無僅有的。台灣社會雖沒出現「占領華爾街運動」,貧富族群也尚未尖銳對立,但是今天如不積極解決,明天就會後悔。

 縮小貧富差距之道,經緯萬端,本文無法盡述。我們最急於呼籲政府的是,堅持稅制改革,為所當為;最急於呼籲企業的是,調高員工薪資,利人利己。

 台灣稅收占GDP比率只有百分之十二左右,不但遠低於歐美國家,也低於南韓。號稱資本主義櫥窗的美國,其稅收占GDP比率從頭至尾都高於「奉行三民主義」的台灣。再看經濟結構、發展方式與台灣極度相似的韓國。一九九五年之前,韓國稅收占GDP的比率都低於台灣。但是一九九六年之後,情況完全相反。稅收比率較高的韓國政府,令世人留有勇於任事的印象;稅收比率偏低的台灣政府,似乎瞻前顧後,左支右絀。

 台灣的稅收比率偏低且每況愈下,可能與選舉頻繁有關。政黨為爭選票,競相減稅,置政府權責與公義分配於不顧。一九九六年起每四年一次的大選,似乎影射著稅收比率下滑的節奏。尤有甚者,稅收的所得重分配效果照說應該高於政府移轉支出之效果。但是近年來台灣的所得重分配,大多仰賴政府移轉支出,而不是稅收。蓋因民主政治之下,發錢容易,收稅難。

 明年元旦才要上路的證所稅,近日就被部分立委提案,企圖併入證交稅。股市冷、不景氣是提案者的藉口。相對於大量失業家庭,能夠投資股市者實在是幸運兒。稅率的高低實在與景氣、競爭力無關。請看高稅率的北歐國家,經濟既有活力,貧富差距又小。如何解決失業的急迫性與正當性,遠高於調動尚未上路的證所稅。財政部好不容易才通過上路的證所稅,絕對不該棄守。

 企業主如果願意以長遠眼光,主動減少利潤,為員工加薪,不僅可激勵員工生產力,更可增加全體內需。當年美國汽車大王亨利福特給員工加薪,就是要他們認真工作並且買得起福特汽車。

 包括索羅斯和巴菲特,已有數百人聯名發起百萬富豪愛國增稅方案。他們說「美國善待我們,提供一個讓我們成功的基礎。現在我們要回饋,使這個基礎更堅實,也讓別人可以像我們一樣成功」。

 但願台灣的富豪和企業家,也有這份氣魄與擔當。富者加稅,企業為員工加薪,立刻縮減貧富差距,也為明天的經濟復甦添加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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