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文衡
近來經建會成為台灣經濟不振的代罪羔羊，各界紛紛將本季或下季的經濟數據低於預期歸咎於經建會，經建會也煞有介事的頻頻出面辯護，甚至傳出主委倦勤的消息。
看到這幕筆者真是啼笑皆非。這顯示我國政府組織功能的混亂。試問經建會有何刺激短期景氣的政策工具？看看美國與日本，讓這兩個國家經濟復甦的最大功臣不是美國商務部，也不是日本經產省。很奇怪的兩國雖然經濟情況不同，但是讓她們經濟起死回生的卻都是中央銀行，而把經濟成長與就業數字掛在嘴邊的也是聯準會主席柏南克。這不是說兩國央行能力特別優秀，而是他們掌握了刺激短期景氣最重要的政策工具──貨幣政策。
在國內，中央銀行同樣掌握貨幣政策的制定，但各界對於本季或下季經濟成長要如何提升卻不去問央行，反而去問經建會或經濟部這兩個根本不具備刺激短期景氣政策工具的部會，並且要這兩個部會對短期經濟不振負責（可能是名稱害了他們），正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再優秀的經濟部長或經建會主委也無法做到這樣的工作。兩部會擁有的政策工具可以協助的是較長期的產業轉型與經濟發展。
放棄經濟成長功能
我國央行雖然擁有刺激景氣的工具，卻一天到晚以穩定金融為優先，完全放棄其在經濟成長上的功能，結果是沒有人在做刺激景氣的工作。這讓我想到日本前央行總裁白川方明，在其下台前仍然認為穩定物價與金融系統才是他主要的任務。這可能是央行總裁的職業病。可是這種職業病卻害了整體經濟發展。
當然我們也不能完全怪罪央行，在法律賦予央行的使命裡沒有刺激經濟成長這一項。也就是說是我們自己放棄使用貨幣政策在經濟成長上，無怪乎台灣經濟會遇到瓶頸，也無怪乎政府對此束手無策。
透過修法重新定位
但是法律是可以變通的，要不就是透過修法，要不就是學學日本。日本在《中央銀行法》中，賦予日本央行的使命也只有穩定金融一項，並不包括經濟成長，但現在我們看到日本央行自動負起經濟成長的使命，使日本重新獲得希望。
現在正是重新考慮我國央行功能的時候了。
台灣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美國馬里蘭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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