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
很多全球股市幾乎每天都在創新高。隨著科技類股重獲青睞，每個人都在尋找下一個谷歌(Google)、Facebook或推特(Twitter)，就連那斯達克指數也飆升到了2000年科技泡沫以來的最高點位。
這樣的股市泡沫大環境令《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的一位讀者不禁評論道：即便是外星人入侵地球，也會導致股價上漲。假如外星人來了，股市分析師會說，企業可以期待獲得新的非人類客戶。
投資者們假定，全球金融危機早已成為歷史，一切都已恢復正常。但盡管金融市場表現活躍，實際經濟卻仍在茍延殘喘，陷入一種“長期停滯”的狀態，存在各種問題，包括低幅而動蕩的增長，高企且不斷增加的債務，緩慢的投資，產能過剩，高失業率，收入低增長，以及實際利率為負。
然而，盡管有關復蘇和改革的討論不斷，但實際上卻幾乎沒有改變。
全球金融危機的產生原因包括高債務水平，全球失衡，經濟過度金融化，以及一個建立在發達國家借貸拉動消費和缺乏資金支持的社會福利計劃之上的福利社會。這些根本問題大多仍未解決。
自2007年以來，大部分經濟體的債務總水平一直在上升。公共借貸的增加彌補了企業和家庭債務減少所帶來的影響。如果將缺乏資金支持的養老金、醫療和老年護理等福利支出包括在內，債務水平會大幅上升。
最重要的是，2008年和2009年經濟低迷后，一系列刺激經濟活動的舉措出台，導致中國等新興市場的債務水平較危機爆發前大幅上升。
緩慢而不穩
全球失衡狀況一直在減輕，但只是小幅減輕。失衡狀況的減輕反映出很多發達國家經濟活動放緩，進口銳減，而不是根本上的再平衡。德國、日本和中國等主要出口國仍致力于依靠出口和大規模經常項目盈余的經濟模式。各國越來越多地利用匯率操縱來保持出口競爭力。
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過度金融化表現在金融業的快速增長，金融工具交易量的增加，以及不惜犧牲實體經濟專注于金融活動。
發達國家銀行業的規模沒有實質性的縮小。所謂的“大到不能倒”的銀行規模變得更大。交易量仍很高，遠遠高于支撐實際商品和服務所需的交易量。
基于債權（而不是實際經濟活動）的收益和現金流，仍可以提供比實際經濟更大的利潤，繼續支持過高的金融活動而不是實際業務活動。政府和央行實施的低利率和流動性過剩的政策加劇了這一趨勢。
金融體系內部各種錯綜復雜的聯系和互動曾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幫助傳播了沖擊波，目前依然存在。為應對危機而推出的效果可疑的資本、流動性及交易控制措施，并未解決根本問題。衍生品中央結算對手等動議會制造新的關聯和系統性風險。
國家與大到不能倒的銀行之間的聯系大大增強，風險隨之大幅上升。需要找到買家為其支出提供資金的主權國家一直在鼓勵銀行購買更多的由各國央行提供的廉價資金所支持的政府債券。
事實證明福利改革困難重重。圍繞退休福利和條件、醫療成本、社會服務和為改善公共財務狀況而進行的融資安排，進行所需的重新談判很難。各地的官員都力爭保住職位，他們不愿認真對待主要問題。
全世界的官方政策是“拖延和假裝”。決策者不是應對基本問題，而是采用了一系列權宜性的擴張政策。公共支出被用來推動需求。低利率和零利率政策以及量化寬松被用來使高債務水平變得更加可控。央行越來越多地通過購買主權債務為政府提供資金。貨幣貶值被用來提高競爭力，以及令外國投資者持有的主權債務貶值。
更多的問題
遺憾的是，這些政策一直沒有帶來強勁經濟增長或通脹，而這是解決危機暴露出來的各種問題所必需的。這些原本意在解決問題的政策反而制造了更多的問題。
低利率和零利率政策、量化寬松及預算赤字對實體經濟（經濟活動、就業和投資）的影響一直有限。不過，這些政策導致資產價格迅速上漲，不利於市場穩定。
低利率和零利率政策以及量化寬松鼓勵投資者轉向風險較高的資產以獲得回報，比如高收益率債券和新興市場債券。對風險的錯估日益明顯。激進的放貸、不充分的契約，以及使用不足信的金融技巧（比如債權抵押證券）的現象卷土重來，有些情況下甚至幾乎達到了危機前的水平。
紐約聯邦儲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信貸風險管理主管阿什克拉夫特(Adam Ashcraft)最近在評論銀行對結構性證券的投資增加（2007年和2008年產生了重大問題）時說，我們沒有吸取應該吸取的教訓。我們沒有做任何有意義的事來阻止證券化市場重蹈覆轍。
首先，決策環境似乎與導致全球金融危機的決策環境出奇的相似。在美國和英國等很多市場，政府繼續刺激樓市，盡管事實上這是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制造了諸多問題的行業之一。
決策者似乎已經忘記了前人的至理名言：反復做同一件事，而期待得到不同的結果，這無異于瘋狂。
官方政策因“加州旅館”問題而變得復雜——你可以登記入住，但永遠不能離開。正如即將卸任的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Federal Reserve，簡稱：美聯儲)主席貝南克(Ben Benanke)在談論縮減購債規模時發現的，在不給市場造成重大干擾、不削弱低迷的實際經濟復蘇的情況下，退出現有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可能是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主要關注的問題
在未來幾個月甚至幾年，一些問題將日益在討論中占據主導地位。
第一，經濟增長不太可能到達推動全球經濟恢復元氣所需的水平，至少近期不會。
第二，通脹水平將保持低位，去通脹或通縮的風險一直存在。
第三，發達國家和一些新興市場的主權債務問題仍將是令人擔憂的一個大問題。
第四，新興市場的各種問題將持續。總體增長將是小幅的，數個國家可能經歷不同程度的債務危機。這將拖累全球增長，影響發達國家經濟復蘇的可能。
第五，決策者的無能和政策選擇的缺乏將日益明顯。決策者暗地里在談論重大“宏觀經濟失靈”。最近對“前瞻性指引”（可以解讀為口頭干預這一古老做法的新名稱）的強調令人想起羅賓‧威廉斯(Robin Williams)在看到一位赤手空拳的英國警察可以用的武器時說的：停下來，否則我會喊得更大聲！
第六，經濟問題將日益導致社會和政治問題，國內和國際上都是如此。
失業率和就業不足居高不下，日益擴大的收入差距，以及政府無法滿足公眾對服務水平的預期，這些將引發更多的社會不滿。這還將引發政治極端主義，這在極右和左翼黨派的崛起中已經明顯可見了。
各國經濟活動水平之間的差異將助長不信任和以鄰為壑的政策。有限的增長將引發經濟孤立主義和民族主義。最近的領土爭端顯示了為保障資源安全而進行的大戰，也顯示了將公眾的注意力從國內問題轉移開來以及赤裸裸的呼吁民族主義所帶來的政治好處。
其他主要問題仍始終存在，包括氣候變化或環境惡化，不可再生資源的管理，以及地緣政治的不穩定。
金融市場與實際經濟活動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1%的國家在當前環境下仍繼續增長，而99%國家的經濟命運惡化，它們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決策者的承諾與經濟現實之間的差距也越來越大。這個差距必須縮小才行。
這個差距可以通過大幅增加經濟活動而縮小。或者，金融市場和價格必須進行調整，也許是大幅調整，也就是眾所擔心的“崩潰”。
詩人艾略特(T.S. Eliot)注意到，人類無法一次接受太多的現實。因危機而倍感疲倦的決策者和公民們已經決定基本上忽視這些問題，選擇強調積極的數據，希望好時光能夠重現。但正如某報紙的另外一位讀者所說的：別追究半滿還是半空的問題。重要的是誰將堵上瓶子上的漏洞？
（編者按：本文作者Satyajit Das曾是一位銀行家，寫有《極端貨幣》(Extreme Money)和《交易員、槍和鈔票》(Traders, Guns & Money)。）
Satyajit Das
Market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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