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
說起“不丹”，大多數人可能都會聯想到幸福：這個國家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對國民幸福程度進行衡量并以此作為制定對內政策的依據的國家。
說起“不丹的商業”，畫面就遠沒有這般美好了，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數據顯示，這個東南亞小國在全球國家商業友好程度方面的排名位于靠后的位置。
兩者之間是否可能有關聯呢？不丹追求高國民幸福總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的政策是否阻礙了該國增加GDP的進程？
不丹國內的一些人士認為兩者之間可能有關聯。《不丹觀察者報》(Bhutan Observer)的編輯尼德魯普‧贊卜(Needrup Zangpo)在10月份接受《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采訪時表示，不丹私營經濟羸弱的原因是“來自政府的促進動力不足”。
在被問及幸福指數是否可能是政府未能扶助私營經濟增長的一個原因時，贊卜表示，這是有可能的，因為相較于創造財富和幫助經濟增長的可能性，國民幸福總值政策更重視商業發展可能對國民的壓力水平、生活方式、國家的文化和傳統帶來的影響。
在世界銀行撰寫的2014年《全球營商環境報告》("Doing Business" Report)中，不丹在189個國家中排名第141。這份報告對189個經濟體的營商便利度進行了評估，該評估基于對各個國家政策法規環境的調研。在南亞國家中，只有阿富汗的排名落后于不丹。
不丹已經成功地塑造了獨特的國家個性。不丹制定了國民在上班時間以及在公眾場合的著裝要求，該國還要求所有的建筑都要與國家建筑的風格相匹配。
無疑，出于對不利地緣政治位置的擔憂，不丹一直在盡力與強大的鄰國—印度和中國—劃清界限。
據不丹報紙《奎塞日報》(Kuensel) 10月份的一份報道稱，無法獲取貸款、高稅率和不斷攀升的通貨膨脹率已經令不丹制造行業和鋼鐵行業的企業紛紛倒閉。這篇報道還稱，嚴格的勞動規章和難以獲批的營業執照及許可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不丹商業的蕭條。
不丹總理策林‧托杰(Tshering Tobgay)在接受《華爾街日報》的采訪時表示，政府對此表示關切。
托杰表示：“如果在一個大國經商比在不丹容易得多，那么我們必須進行嚴肅的反省。”他承認，不丹“可能制定了太嚴苛的法規”。
不過托杰表示，這并不能歸咎于國家推行的國民幸福總值政策。他反問道：“誰會希望為了促進商業而毀壞文化和環境？”
事實上，不丹總理認為， 國民幸福總值政策和商業發展“能夠相輔相成”。
他說：“我們希望幫助私營經濟變得越來越有競爭力和創造力”，他還補充道，他反對通過商業補貼來刺激增長的做法。
不丹總理稱：“我們不需要讓企業家們疲于奔命。”他補充道：“作為一個小國，我們能夠做到大國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國民幸福總值政策是由不丹第四任國王于1972年提出的，如今這一政策的主旨是實現現代化發展與保護傳統文化的平衡，主要途徑是抵制自由放任的發展模式。
國民幸福總值政策的四大支柱是：可持續發展、傳統文化的保留、環境保護和優良的治理制度，該政策試圖通過抵制無序發展使國民獲得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間的平衡。
2008年，在不丹從君主專政政體向民主政體轉變后，政府把國家計劃委員會重新命名為國家幸福指數委員會(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Commission)，該委員會的職責是確保國民的幸福感在制定政策時能夠被認真考慮。
國家幸福指數委員會使用國民幸福總值作為各項政策的評測工具，并從壓力水平、文化和體育活動等各個方面來評判政策對社會的影響。
國家幸福指數委員會的秘書長卡爾馬‧塔斯蒂姆(Karma Tshiteem)表示，這些評測工具僅供政策制定使用，并不會直接影響到商業領域。他說，這些評測工具將作為政府制定私營經濟政策法規的指南。
對于國民幸福總值的重視幾乎已經滲透到不丹的各行各業之中。
在旅游業方面，不丹政府在淡季時向每位游客收取每天200美元（約合人民幣1,218元）的稅費，在旺季時向每位游客收取每天250美元（約合人民幣1,520元）的稅費，此舉旨在限制外國旅游者的數量，不過不丹對印度人、孟加拉人和馬爾代夫人免受這項收費。
銷售和生產煙草制品在不丹是嚴令禁止的。國家幸福指數委員會表示，不丹國土的森林覆蓋率必須保證在60%以上，下屆政府更是將門檻提高到了70%。
采礦和水電等高投資行業仍然不允許外商直接投資，而那些允許外商直接投資的行業——如五星級酒店和度假勝地以及有機農牧業等——對最低投資額有相當高的要求。
除了政策法規之外，這個位于喜馬拉雅山脈的內陸國家在鼓勵經濟發展時，還面臨著一系列其它的制約因素。由于地處崎嶇的山區和丘陵地帶，不丹的交通問題非常嚴重，不丹尚無鐵路或公路直接通往各個港口。
在不丹超過700,000人的勞動人口中，大約有三分之二（64%）的人居住在農村地區，但不丹僅有8%的土地適合耕作：不丹全國大約有70%的人口依靠農業為生。
不丹的財政大臣諾布‧旺楚克(Norbu Wangchuk)表示，不丹對國民幸福的重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疲弱的商業環境。但是，國民幸福政策是一個慎重的決定。
旺楚克表示：“對于應該追求何種發展模式，我們已經做出了深思熟慮的、明確的選擇。”
他主張，對于任何一個國家來講，盲目追求GDP的發展模式不會給本國人民帶來任何福利。
旺楚克表示，“這樣的發展模式造成了經濟、財政和生態危機以及氣候變化、失業率和貧困。”
旺楚克補充道，假如不丹允許大規模采礦和林業資源的開采，“不丹馬上就會迎來GDP高達兩位數的增長。”“但是，我們早已決定不采取這樣的發展途徑。”
他說，不丹為這個選擇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他還指出，“這導致了大量年輕人的失業”。
他補充道，不丹沒有建立對商業的支持機制，“因為世界上存在著另一種類型的商業模式、貿易協定和市場架構”。
但是，旺楚克主張，國民幸福總值政策和商業發展并不是對立的。“這種政策要求商業發展富于創造性、尊重環境、尊重民族特性和文化。”
在被問及不丹80%的人口都信仰的佛教是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國家在商業上的謹慎態度時，旺楚克表示，這種哲學是建立在與佛教唇齒相依的教義之上的。他補充到：“個人主義的動機都應該服從公共利益，人人相互依存的堅定信仰是其中的緣由。上海、紐約和新德里的污染將令不丹的冰川消融并給不丹帶來洪水。”
旺楚克表示，很多經濟體、學者和領導人都在關注不丹的國民幸福總值模式，“這表明我們或許選擇了一條正確的道路。”
2014年，不丹計劃邀請全球領導人出席一屆會議，會議旨在打造一個建立在國民幸福總值理念上的新體系，來與GDP為核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Agreement)相抗衡。20世紀中葉，布雷頓森林體系奠定了全球主要工業國之間商業和金融關系的基本規則。
Vishal Ar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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