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霾中的中國夢

英國金融時報
歲末，一場霧霾席捲了半個中國，上海的PM2.5指數超過了驚人的700，室內的空氣洋溢著欣欣向榮的粉塵味道。但這在北方不足為奇，北京曾經超過900，哈爾濱曾經超過1000。在這麽一場前所未有的霧霾中，人們對“中國夢”的理解也開始具體而微了。

2013年，從一場關於“中國夢”的爭論開始。2012年11月，新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先生提出“中國夢”的說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根據來自《南方周末》內部的說法，2013年新年獻辭最初題為《中國夢，憲政夢》，這個題目很快被否決，經過反復的內部審查，最後的稿件依然被廣東省委宣傳部直接刪改。中國的媒體實行事先審查，但限於時間流程，事先審查通常是由出版機構內部自我審查來完成（這樣能避免20世紀上半葉國民黨時代的“開天窗”現象）。此次宣傳部直接介入事先審查，引發《南方周末》同仁的強烈反對。由於各種新媒體的出現，在知識界的影響力已經急劇下降的《南方周末》，重新獲得關註，新年獻詞的刪改迅速成為震驚海內外的公共事件。即使是廣東省委宣傳部也通過海外媒體《聯合早報》否認自己曾經介入，似乎他們同樣認為直接進行事先審查是不太妥當的。

“中國夢”究竟是一種什麽夢？2013年4月，在“深化中國夢宣傳教育座談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劉雲山先生表示：“每個中國人都是‘夢之隊’的一員，都是中國夢的參與者、書寫者，大家心往一塊想、勁往一處使，就能夠匯聚起實現中國夢的強大力量。”他還指出，對“中國夢”的宣傳教育要“做到進教材、進課堂、進學生頭腦”。2013年6月，習近平在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先生會晤時表示，中國夢“與包括美國夢在內的世界各國人民的美好夢想相通”。可是，“美國夢”似乎沒有通過黨（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的宣傳教育“進教材、進課堂、進學生頭腦”的打算，可見兩種夢又有不能相通之處。

《南方周末》把“中國夢”與“憲政夢”聯系在一起的想法被一舉粉碎之後，把“中國夢”與反憲政聯系在一起的聲音越來越強，在春夏之交達到巔峰。憲政或者說反憲政，成為2013年的關鍵詞。2013年第10期《紅旗文稿》刊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楊曉青的文章《憲政與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較研究》，指出人民民主制度絕不可以稱為“社會主義憲政”。2013年6月《黨建》刊登署名“鄭志學”的文章《認清“憲政”的本質》，稱“憲政”主張指向非常明確，就是要在中國取消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政權。2013年第11期《紅旗文稿》刊登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汪亭友的文章《對憲政問題的一些看法》，認為科學社會主義與憲政格格不入。

憲政的反對者認為，當今中國，只能有憲法，不能有憲政。“有憲法，無憲政”曾經是對中國政治體制的批評，但在這里卻被視為一種正常或者說理想狀態。反對者的主要對象是社會主義憲政，他們認為社會主義與憲政完全不能兼容，而且與憲政派相比，社會主義憲政更具“迷惑性”。2013年8月7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刊登《在中國搞所謂憲政只能是緣木求魚》，稱“與自由主義憲政不同，‘社會主義憲政’理論有更大的迷惑性”。雖然紙媒無法呈現不同的聲音，但在網上有反批評的聲音，尤其是社會主義憲政派進行了絕地反擊，“憲政”一詞也隨著爭論進入到公眾的視野。

1905年，發生在中國的日俄戰爭結束，日本戰勝俄國被清國朝野上下視為立憲戰勝專制，“立憲”一詞在中國被廣泛接受。從1905年之後，公開反對憲政成為一件極為困難的事情，甚至可以反對民主、贊同君主，但是很少有人公開反對“立憲”。不管是晚清的預備立憲、袁世凱的洪憲，還是國民黨在憲政之前實行的軍政、訓政，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憲政，一百多年來，雖有過絕口不提憲政的時期，但是公開地直接地反對憲政，是很罕見的。公開主張中國“有憲法，無憲政”，與其說是對中國模式的稱贊，更像是批評。2013年秋天，反對憲政的口徑做了微調，改為批判憲政，但是接受社會主義憲政。2013年第20期《求是》雜志刊登署名“秋石”的文章《鞏固黨和人民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基礎》，繼續批判“憲政民主”是要取消共產黨的領導、改變社會主義制度，但是把“憲政民主”與“社會主義憲政”區別開來，認為後者的目標是強化憲法權威、推進依法治國。

政府主導的“大批判”，歷史源遠流長，但在微博時代，效用卻迅速遞減，批判與反批判呈現出“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景象。2013年夏秋之際，政府開始對言論“亮劍”。對言論的管理，同樣是由來已久的傳統。僅就這四五年而言，從2009年的“反低俗”到2010年的“反三俗”再到2013年的“反謠言”，不絕於耳。但2013年的特別之處在於，政法機構越過專門負責管理言論的宣傳機構，直接出動。通過意識形態管理言論，是“人民民主專政”的一大特色，此次舍意識形態之長，或許是因為此前在意識形態論爭中並無絕對優勢。此次嚴打經過精心設計，對薛蠻子、“立二拆四”、陳永洲均是精準打擊。雖然程序上問題重重，卻占據了道德高地，讓旁觀者難以為他們辯護。

隨著嚴打而來的是擴大化：歌手吳虹飛在微博上聲稱想炸北京人才交流中心的居委會和建委，並無任何行動和後果，被刑事拘留；安徽碭山一名網民將10死5傷的交通事故說成16死，被行政拘留；甘肅張家川一名16歲中學生因為言論涉及當地一起殺人案，被刑事拘留。這些個案因為在網上成為公共事件，得到糾正，那些沒有成為公共事件的個案，不知所終。在管理言論的同時，對街頭行動更是採取強力維穩，雖然勞教已基本被擱置，年底的人大常委會正式審議廢止勞教議案，但“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尋釁滋事”等指控卻迅速增加。

經過長達大半年的高度緊張狀態，年底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推出至今尚不清晰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同時推出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後者再度引發了國民望梅止渴的熱情，一如去年十八大之後的景象，一如十餘年前十六大後的景象。在此前後，法學家張千帆、歷史學家章立凡先生的微博被銷號，很多維權律師的微博早已進入不停“轉世”的模式，北京大學不再續聘夏業良先生，華東政法大學不再續聘張雪忠先生。

在一片紛繁的景象之後，人們陷入到霧霾之中，無法看清眼前的路，甚至無法看清十字路口的紅綠燈。或許，按照新權威主義的說法，先在司法上做出頂層設計，同時抑制公民參與，實行可控的改革，是一條理想路徑。但問題在於，司法系統的垂直管理，是司法獨立還是司法集權，值得存疑。在一系列事件中，法治程序非但沒有得到維護，反而不斷地被破壞。

在僅有580頁定價卻高達280元的《霧靄：俄羅斯百年憂思錄》中，後來擔任蘇共中央宣傳部長的雅科夫列夫回憶勃列日涅夫的70年代，自由民主的希望明顯減弱，保守傾向“清晰地表現出為斯大林平反，更加可靠地同外部世界隔絕開來以及在‘解凍’之後擰緊螺絲釘的意向”。他這樣寫道：“盡管對自由主義傾向採取了嚴厲的措施，細心的觀察家可以發現，黨的機關已漸漸失去對社會精神生活的控制。它東奔西突：時而猛烈抨擊，時而好言相勸，時而拉攏收買。”這本價格超常的“內部發行”讀物，我看到的已經是第二次印刷的版本。或許是蘇鑒不遠，一篇題為《中國若動盪，只會比蘇聯更慘》的文章被新華網等主流網站廣泛傳播。這與70年代的台灣有異曲同工之處。1972年4月，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連續六天連載《一個小市民的心聲》，以小市民的口吻反對學生運動、言論自由、自由知識份子、學術自由，主張政府應有更大權力，以保障老百姓吃一碗太平飯。1973至1975年，台灣大學哲學系不再續聘十餘名教師，史稱“臺大哲學系事件”。

年終，在“2013中國夢踐行者致敬盛典”中，《南方周末》將獎杯頒給了郭敬明。這一年，郭敬明導演的電影《小時代》公映，《人民日報》刊發署名評論：“（郭敬明）聰明地抓住了自己的目標受眾——數量龐大的青少年群體。幼稚和單純、熱情和盲目、生動和做作，是青春文藝的雙面膠。同理，非理性、類型化、跟風，是郭敬明作品……流傳的本質。”從“憲政夢”到“小時代”，經過一年的思索，《南方周末》終於明白了什麽是“中國夢”。

（作者王曉漁是學者、文化批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