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凍結閣員年終獎金預知台灣未來

工商時報
日前立法院經濟委員會通過凍結經濟部長張家祝明年度的年終獎金，至於經建會主委管中閔的年終獎金，立委們表示也將在審查經建會預算時提出相同的提案，以讓閣員知所警惕。

經濟委員會以經濟部對總體經濟的治理能力有重大問題為由，提案將部、次長年終獎金先刪一半，再凍結一半，等到經濟成長率連續兩季超過3％，或失業率連續兩個月低於4％，再予以解凍。最後在張部長一肩承擔下，次長們的年終獎金幸而得以保住。

立法院凍結經濟部、經建會首長年終獎金，這並非第一回。去年此時經濟部長施顏祥、經建會主委尹啟銘的年終獎金也遭凍結，理由是台灣景氣太差，負責經濟事務的首長們必須待經濟成長回升到一定水準，並經立院經濟委員會同意後始得動支。

對於凍結閣員年終獎金，立委們長期以來的論述不外是勞工日子難過，經濟部門首長自應苦民所苦。這個論述誠然有理，但台灣近年經濟表現不佳，實與國際景氣有絕大關係，面對歐債危機及全球景氣低迷，我們的財經首長縱有經天緯地之才，恐亦無扭轉乾坤之能，以此責之，未免太過。試問當1970年代二次石油危機時、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時，以及2008年金融海嘯襲捲全球之際，經濟實力強如美、歐，亦復如何？他們的國會有凍結閣員的薪資嗎？

依去年底立院經濟委員會的決議，只有當今年台灣經濟成長率達到經建目標3.8％，經建會主委與經濟部長兩人才能領年終獎金。然而國際景氣瞬息萬變，若以這個經建目標做為領年終獎金的標準，莫說我國閣員領不到，南韓、新加坡、香港、日本也全都領不到。放眼亞洲主要國家，大概只有中國大陸的部長可以順利拿到年終獎金。

立法院必須明白，台灣是一個高度依賴外貿的國家，長期以來商品及服務輸出占GDP逾七成，國際景氣深深影響台灣的經濟表現。一位經濟部長、經建會主委任內，最重要的工作並非去保二、保三，而是去改善台灣的投資環境、提升台灣的經濟體質、建構台灣十年甚至二十年長期的經濟發展藍圖，而這些工作絕對不可能立竿見影。一位讓人懷念的經濟部長、經建會主委，並非在任內創造了多高的經濟成長率，而是為日後台灣留下多少典章制度，為台灣留下多少經濟資本。

觀察近半個世紀的內閣，我們會發現致力改革者，為台灣日後經濟留下典章制度、經濟資本者，任內未必年年繳出漂亮的成績單。例如1970年代孫運璿出任經長，碰上石油危機，1974年、1975年經濟成長率降至1.4％、4.9％，然而我們能因這兩年的經濟表現不佳而否定其貢獻嗎？再如1980年代碰上二次石油危機的經建會主委俞國華、2000年碰上網路泡沬破滅的經濟部長林信義，彼時台灣經濟皆出現罕見的低迷，但能因此責怪他們治理能力有問題嗎？

我們認為，近半世紀以來，孫運璿、俞國華、林信義三位皆是令人尊敬而有遠見的部長，但如果用今天立法院凍結首長年終獎金的思維，那麼孫、俞、林這三位首長當年恐怕也領不到年終獎金，試想這樣合理嗎？觀察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可以發現，大凡經濟強國在蓽路藍縷的年代，總是出現一些大格局、有遠見的閣員，他們不拘泥於一、兩年的經濟變化，而是放眼十年、二十年的國力消長。以我們立法院今天這種凍結首長年終獎金的思維，極盡羞辱閣員之能事，哪還留得住有遠見的閣員？而不能留住有遠見的閣員，台灣未來的經濟還有何希望可言？

台灣自2000年政黨輪替以來內閣改組頻繁，民進黨執政八年六易閣揆，而國民黨執政迄今五年多竟也換了四任閣揆。每位閣揆上任之初雖多有理想，但在政治現實下，終其一任所能做的就是去執行一些短期振興經濟方案，而把國土規劃、財政紀律、產業結構及經濟體質調整這些攸關長期國力的工作留給下一任，任任如此。台灣近年經濟成長之所以經常落居亞洲四小龍之末，實為十多年來內閣不著眼於長期政策使然。近年立法院不以長期國家發展思維責之，反而又以短期經濟能否保三、保四做為首長年終獎金發放的標準，其短視程度又更甚於行政院矣！

我們認為台灣十多年來的經濟之所以每況愈下，經濟表現與南韓愈差愈遠，實因行政院與立法院過於專注短期的經濟表現使然。然而今天的民生疾苦，豈非昔日長期政策失算造假的後果。若今天我們還不著眼於財政紀律、國土規劃、人口老化、產業結構等長期政策，五年後、十年後台灣經濟的低迷又該怪誰？屆時難道又要內閣再提振興方案、然後再凍結首長年終獎金？長此以往，不必有未卜先知之能，亦可算出台灣的經濟破敗之日，已為期不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