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羅傑·科恩
倫敦——《韋氏字典》將「瘟疫」(plague)解釋為「令人煩惱的事物;災難;禍患」。進一步的解釋包括,「致死性流行疾病,尤指鼠疫」;基督教《聖經》將其解釋為「天罰」。動詞用法則定義為「使惱火;煩擾;困擾;使痛苦」。
在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寫於納粹剛剛佔領法國之後的小說《鼠疫》(The Plague)中,瘟疫的最早跡象是老鼠大批死亡。「它們從隱匿的屋角里、地下室、地窖、陰溝等處成群地爬出來,搖搖晃晃地走到光亮處躊躇不前,在原地打上幾個轉,最後就死在人的腳旁。到了夜裡,在過道中或巷子里都可以清晰地聽到它們垂死掙扎的輕聲慘叫。在郊區的早晨,人們見到它們躺在下水道里,尖嘴上帶着一小塊血跡。有些已腫脹腐爛,有些直挺挺地伸着四肢,鬚毛還直豎著。」
老鼠傳遞了某種信號,但並未立即引起人類的關注——人本性便是如此。生活必須繼續,有瑣事要做,有錢要掙。小說的背景設置在阿爾及利亞的海濱城市奧蘭。這裡是個通商口岸,氣質慵懶。此時溫度穩步上升,海水都失去了它的深藍色,變成了「一片銀灰色的刺眼的反光」。就算是有人開始死去——淋巴結腫大、皮膚上黑色的斑點不斷擴散、吐出了膽汁、呼吸困難——當局仍猶豫不決。幾乎沒人敢直說出「鼠疫」兩個字。憤怒的男主人翁里厄醫生告訴一名匆忙而來的衛生官員:「詞句如何,關係不大。我們要講的只是,不應當根據城中的無數生命不會遭遇致命威脅這樣的假定來決定我們的行動,因為如果這樣做,到頭來無數的人命就恐怕真的會送掉。」
接下來的一系列情感波動我們並不陌生。先是否認,然後是些微的焦慮、接着是擔憂、再就是恐懼,最後是慌亂。因為人們突然意識到世間存在不可控的黑暗力量,潛伏於陰溝與下水道中,就涌動在生活的平靜表面之下,極度的恐懼一觸即發。瘟疫讓人平等,突然之間大家都那麼脆弱,每個人的道德都受到了考驗。瘟疫出現在每個人的腦海中,即便並沒有染上它。問題加倍湧現:傳染的途徑是怎樣的?如何將患者隔離開來?
事到如今,瘟疫和流行病已是過去時了。當然如此。在發達社會裡,身體接觸已被削減到最低限度。各種電子設備及其傳遞的訊息主導了我們的生活。想要變得與人多少親密起來,無需再直視對方的雙眼,更別提觸碰對方的肌膚了。食物密封包裝。血液、分泌物、唾液、膿汁、體液——這些東西都由醫院處理,不必日常操心。
那種在西非出現的病毒,可能是由一名在熱帶雨林中獵捕果蝠以餵飽家人並將其切開的男性傳染到人體的。這樣的病毒,應當無法影響到身着防護服來照顧病人的達拉斯護士,儘管這名病人後來過世了。問題是,護士感染了病毒。加繆觀察到,「本來,天災人禍是人間常事,然而一旦落到頭上,人們卻難以相信它是真的。」
恐怖的是,攜帶病毒的蝙蝠並不會患病,它只會在恰當的情況下傳播病毒。換句話說,就算看不見,這種病毒也將永遠潛伏於世。人們很容易將之忽略,直到一切都太遲了。
當然,「瘟疫」既是一種隱喻,也是一種客觀存在的事實。它不僅僅是讓人口眼出血、腹瀉和嘔吐。加繆寫作的時候,一場災禍已降臨到歐洲。在他度過童年時期的北非,劫難和屠戮曾在那裡蔓延。今時今日,當世界被斬首惡行及不安情緒困擾的時候,病毒從非洲跳到了歐洲,又來到了美國。人們將這些現象放在一起想,否認就變成了焦慮和恐慌。他們感知到了一系列不受控因素的跡象,希望是自己的錯覺,但又並不敢放心。
在小說的末尾,醫生思量着倖存下來而鬆了口氣的那群人:「威脅着歡樂的東西始終存在,因為這些興高采烈的人群所看不到的東西,他卻一目了然。他知道,人們能夠在書中看到這些話:鼠疫桿菌永遠不死不滅,它能沉睡在傢具和衣服中歷時幾十年,它能在卧室、地窖、皮箱、手帕和廢紙堆中耐心地潛伏守候,也許有朝一日,人們又遭厄運,或是再來上一次教訓,瘟神會再度發動它的鼠群,驅使它們選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為它們的葬身之地。」
這段話中最令人吃驚的字眼最為重要:這種流行病或許是給漫不經心的人類的一個「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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