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亞諾的小說，是失敗者的小說

莫迪亞諾的藝術固然在召喚那些轉瞬即逝的人的命運，同時也是對掌控這些命運的那隻無形之手的抗議。

Thomas Samson/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公布後，已經有人在質疑法國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亞諾(Patric Modiano)的獲獎資格了，很正常，莫迪亞諾並不符合中國讀者期許的「文以載道」的艱重宏大文學形象，這些讀者，常常搞混了諾貝爾文學獎與和平獎。兩者在理想主義這點上應該同歸，而殊途的是：後者期望着成功，前者卻毫不在乎失敗。莫迪亞諾的小說，是失敗者的小說。莫迪亞諾在中國引進出版已超過十年。2012年我就在微博上寫到，我最希望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家是莫迪亞諾，我預測早了兩年，但實際上，他得獎晚了三十年。看看他的一句話，「我們這樣的孤兒，認幽靈為父緊緊跟蹤，卻被判處有罪。」就憑這一句莎士比亞級別的話，他在1972年就可以進入獲獎候選人的隊列。

這句話出自那一年他的小說《環城大道》（1972年），而他應該在1978年封筆，在這一年他寫出最著名的《暗店街》之後，此後三十多年，他不過在重寫這兩部小說。或者說，他一生的寫作主題已經由這兩部小說奠定，他其他的數十本小說都在為這主題增加枝葉、製造疑團、直至其形成一個巨大的迷宮，在這迷宮裡，人們如捉迷藏的孩子，最後遺忘了遊戲本身，被命運所召喚而消失在時代的迷霧裡。

莫迪亞諾出生於1945年，母親是一位比利時裔女演員，父親是意大利猶太人。莫迪亞諾一生在孜孜不倦地羅列那些關鍵詞：「臨時護照」、「古董騙子」、「假貴族」、「偷渡失敗」、「告密」、「放縱墮落的生活」……它們絕大多數歸結在二戰德國佔領時期的法國，那個彷佛道德飛地的一個時空。

那個時空之所以成為記憶迷宮的最佳寄生地，無疑跟德國佔領下的「維希政權」本身的曖昧性有關，取消了民族大義、取消了敵我之別，剩下的只有生存本身。為了生存的延宕而掙扎的人，「身份」成為他們的敏感詞，然而政權的不合法性帶來身份的虛空懸盪，當人們談及自己的時候必須依靠謊言，而謊言的特徵正是其衍生性，為了圓一個謊，必須無窮無盡地把新的謊言一個接一個地製造下去，結果意外製造了這個完美的迷宮。

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給莫迪亞諾的授獎詞是「他用記憶的藝術，召喚最難把握的人類命運，揭露了佔領時期的生活世界」(for the art of memory with which he has evoked the most ungraspable human destinies and uncovered the life-world of the occupation)。其中the occupation在法文頒獎詞中寫作大寫的 l』Occupation，特指法國被德國佔領時期，但是我希望這是一個雙關的用法，我就可以曖昧地把後一句譯作「對被佔據的塵世的去蔽」，莫迪亞諾的小說在層層迷霧中，偏偏要uncover的是那些過去幾十年歐洲人不願意直面的黑暗人性，這黑暗因為佔據了每個人都參與的平凡俗世而更加難以啟齒，這是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所謂「平庸之惡」。

面對記憶，毋寧說新小說主帥、法國作家阿倫·羅伯特－格利耶(Alain Robbe-Grillet )和他更接近，電影劇本《去年在馬里昂巴》那些處於懸隔狀態的幽靈一樣的人，簡直就是從莫迪亞諾的小說走來的，他們拚命回憶着，直至回憶根本不可靠、混同於虛構之中。但是二戰後精神虛無的世界中，回憶因為難以直面的殘酷而只能接受虛構，就像一代孤兒不得不以幽靈為父，莫迪亞諾所有對時光的偵破註定沒有破案結果。但是偵破就是去蔽，就是一種絕望的抵抗運動。

時間的沙子不斷掩埋我們在虛無世界裡的短暫存留依據，但「我們將在流沙走到底。」（出自《環城大道》）——這既是莫迪亞諾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理想主義努力，又是他的價值取向。他的二戰故事裡幾乎沒有一個反納粹的英雄，只有掙扎着最後仍被迫淪落合污的失敗者，或者是因為拒絕合污而失去一切的狂狷者，還有就是不知不覺地投身與「平庸之惡」的幫凶們。

《暗店街》里反覆說：「我們身處一個古怪的時代」；《環城大道》的話更決絕：「我們活在見怪不怪的時代」，後者比前者更對當下時代有效。莫迪亞諾的藝術固然在召喚那些轉瞬即逝的人的命運，同時也是對掌控這些命運的那隻無形之手的抗議。他的那句「我們這樣的孤兒，認幽靈為父緊緊跟蹤，卻被判處有罪」， 與哈姆雷特的慨嘆似有聯繫：「這是一個顛倒混亂的時代，倒霉的我卻要擔當起重整乾坤的責任！」但莫迪亞諾無意於重整乾坤也不作無罪辯護，只是不斷地用小說洗刷傷口，抵抗遺忘的佔領。

廖偉棠是香港作家，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