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邁克爾•斯卡平克
英國2008年的一項調查顯示，醫生掩蓋自己的過失，往往對此保持沉默。
他們不該這樣。按照英國全國醫學總會(General Medical Council)的執業準則，出現過失的醫生“應該做出道歉，並全面、迅速地解釋……到底發生了什麽”。但是，這項對初級醫生的調查發現，“過失被正常化了，對它們的處理是一笑了之，或者大事化小”。不管怎樣，逝去的病人可能本來也是要死的。
身兼律師和醫學倫理講師的丹尼爾•索科爾(Daniel Sokol)在一篇發表於《英國醫學期刊》(BMJ)的文章中引用了該調查。他說，“對於任何有自尊心的專業人士來說，承認錯誤都是痛苦而困難的”。他的話對於許多商界領袖同樣適用。
上個月，達美航空(Delta Air Lines)首席執行官理查德•安德森(Richard Anderson)指責阿聯酋航空(Emirates)、阿提哈德航空(Etihad Airways)以及卡塔爾航空(Qatar Airways)接受政府補貼。
這幾家海灣航空公司辯稱，9/11事件後，美國的航空公司也獲得了政府幫助，但安德森稱他們的回應是“莫大的諷刺”，因為9/11襲擊“是由來自阿拉伯半島的恐怖分子發動的”。
達美航空為其首席執行官辯護稱：“他的意思並不是暗示海灣的航空公司或政府與9/11恐怖分子有關。如果有人感到被冒犯，我們道歉。”
他們當然被冒犯了。安德森的聲明除了暗示這些航空公司或其政府與那場恐怖襲擊有關聯以外，很難有別的解讀。
如果讓安德森自己說話，他會失去什麽呢？他本可以說：“對不起，我說過頭了。這些航空公司當然與9/11事件沒有任何關聯。我被惹惱了，因為它們再三說我們得到了補貼。9/11事件後，由於美國領空空域關閉，航空公司得到了一次性的支付。達美航空沒有得到任何貸款擔保。”
所有這些意思都包含在達美航空的聲明中，但由於其道歉很勉強，因此沒有引起人們註意。
匯豐(HSBC)首席執行官歐智華(Stuart Gulliver)形容該行瑞士私人銀行在逃稅行為中扮演的角色“令人羞愧”；該行的確進行了道歉。歐智華在一封致客戶、股東和員工的信中表達了歉意，並在兩次接受英國議會委員會質詢時致歉。
但是，當被追問他們是否問過自己為什麽有這麽多非瑞士居民擁有瑞士銀行賬戶，為什麽沒有對提取巨額現金的客戶多加質疑時，他和匯豐其他高管一再推諉搪塞。應當承認，此類議會聽證會是對抗性的、無情的，議員們會抓住任何認錯表示不放。
但其實，歐智華本可不必如此狼狽，他本可以說：“瞧，那時的情況並不一樣。私人銀行（不僅是我行旗下的私人銀行）認為，我們沒有責任核實客戶交過稅。那是納稅人、他們的稅務機關以及他們的良心的事。但自金融危機以來，一切都變了，我們承認這一點。”
在1月份更新的聲明中，匯豐用更正式的措辭做了這樣的表述。
有一位商界領袖從不避諱詳細訴說自己的過錯，他就是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在年度致股東的信中，他經常這樣做。今年是他與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共同執掌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Berkshire Hathaway) 50周年，因此，他翻出了50年來的各種過失。
這其中包括投資於瀕臨倒閉的紡織企業，以及看到並購後的“協同優勢”落空。
更近期的失誤包括繼續持有特易購(Tesco)的股票，盡管他知道這家英國零售商最初的問題很可能只是一系列問題的開端。“你在廚房看到一隻蟑螂；過些日子，你就會遇見它的親戚們，”他寫道。
巴菲特對自己的過失給出的原因並非糟糕的建議或者管理人員的疏忽，而是他自己“吮吸拇指”、“幼稚行為”以及“我就是錯了”。
指出自身錯誤的優勢在於，它不僅不給別人這樣做的機會，而且可以讓人們明白經營的艱難：我們會犯錯，只有通過檢討，我們才能降低（但無法消除）再次犯錯的可能性。
醫生往往害怕承認過失的法律後果。商界領袖有時也是如此，但在更多情況下，他們是出於固執的傲慢才死不認錯。
如果他們想通了，他們可能會發現天不會塌下來，或者（就匯豐來說）否認明顯存在的問題是毫無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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