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我們的經濟依賴福利國家？

30多年前，我第一次參加了一場關於全球福利危機的會議。從此以後，我幾乎每隔幾個月就會收到一張出席這類會議的邀請。上周，美國自由派人士湯姆•帕爾默(Tom Palmer)來到倫敦，譴責“跨越世界的帶動偷竊、墮落、操縱和社會控制等各種現象的火車頭——我們稱之為福利國家”。

這番咆哮的內容我們耳熟能詳。現在提供的福利水平已到了負擔不起的地步，政府財政是一場巨大的“龐氏騙局”。一個常見的結論是，如果當前某項可惡的政府開支將無限延續，那麽就有必要估算這項成本的貼現值。帕爾默聲稱，美國醫療和社會保障項目的無資金準備負債的現值達到137萬億美元。

社會保障是代際轉移的一種方式。唯一適於食用的麵包是今天烤的麵包：但為什麽今天的麵包師要供養已經退休的往日的麵包師？我們為什麽要照顧不能再為我們做貢獻的老人？

答案可從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的“絕對命令”理論中找到：如果人人都這麽做，那麽對所有人（包括我們自己年老時）都有好處。我們贍養我們的父輩和祖父輩，是期望後代人效仿，為我們做同樣的事情。
然而，這種安排的後果的確具有龐氏騙局的特徵。有一天，當世界毀滅時，最後一代勞動者安逸退休的希望將會破滅。同時，計算無資金準備債務的巨大規模是可能的，不過這並不重要。這些債務的價值將被後代的隱性承諾所抵消。

半個世紀前，偉大的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對這個問題進行了精彩的分析。如果這項分析不是用數學方式表達並且取了一個不吸引眼球的標題的話，可能會受到更廣泛的關註。薩繆爾森的這篇文章叫做《在有或沒有社會貨幣條件下一個精確的消費貸款利率模型》(An exact consumption-loan model of interest with or without the social contrivance of money)。

要用個人方式解決年老以後的問題，唯有儲存起麵包，等你老了、麵包也已變味的時候，或者自己吃，或者拿出去賣。或者趁著年輕時賄賂更加年輕的人，讓他們在你年老時照顧你。薩繆爾森證明，對於每代人而言，這些方法的結果都不如社會保障契約的結果——但活到審判日的那代人例外。

如果後代子孫同意承認前人創造的金融債權，抱著他們的後人也會這麽做的期望，那麽社會契約就能得以執行。這就是薩繆爾森所指的“社會發明的貨幣”(social contrivance of money)。貨幣不僅僅發揮交換媒介的作用，還是一種價值貯藏手段。

執行這一黃金定律的另一種方式是建立一個社會保障體系，在該體系中，每一代納稅人都同意贍養上一代。

這些類型的社會安排都會失敗，也往往已經失敗過。通貨膨脹會阻礙貨幣發揮價值貯藏的功能。如果宣稱以前理解的承諾如今負擔不起了，社會契約就會遭到違背。貶值和違約都會使當代人受益，而犧牲前人和後人的利益。

如果有一代人要求享受比前代或者後代更高的生活標準，代際社會契約就岌岌可危。如果預期壽命增加，社會契約只有在工作年限和退休生涯同步延長的情況下才能維系。

醫療成本上漲（主要由老年人消耗掉）在任何地方都是一個問題。

但這些問題是經濟基本面的產物，與處理這些問題的特定社會安排及制度安排無關。即使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和威廉•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這些算不上惡棍的人從未發明福利國家的概念，這些問題也會存在。

如果誇大其詞是為了吸引人們註意一個沒有得到足夠關註的問題，有時是可以原諒的。但如果這麽做威脅到了經濟安全所依賴的脆弱社會安排，那就不能輕易諒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