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可以說，從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間的這十年，是中國經濟狂飆突進的十年，是改革運動最後實踐的十年，也是中國以世界貿易組織(WTO)語法規則參與全球化的十年。
在這個改革時間段，農村人口紅利的溢出幫助中國成為全球工廠；國企解除社會責任而成為經濟主體後，從財政負擔變成了財政發動機；中央地方分稅制平衡了中央與地方的博弈實力並為1998年後的黃金十年準備了政治條件；WTO語法體系則讓中國拿到了全球化通行證。憑藉最大的人口紅利基數和威權政府的雙發動機，中國保持了多年的雙位數GDP增長，國家經濟體量在2010年一舉超越日本而直逼美國。
今天，無論如何評論產業升級與環境問題，中國東部海岸線上的那條“地理級”生產線都是這個國家最偉大的工業化創造。它以太平洋西岸的大河入口處為產品下線點，以大江大河為組裝線，以山脈湖泊為生產模塊的分佈點，以黑夜的燈火為證明，源源不斷地把商品沿公路集散到港口，從中國東部一個個良港發往世界各地。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關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宏大描述，100年後在中國重現——一個國家用半壁江山為全世界生產商品，它的13億人口在大地上東西大遷移，南北大流動。
成全中國經濟黃金十年有三個歷史節點。第一個節點是亞洲金融危機。亞洲“四小龍”在那次危機中終結了神話，但中國卻因為朱鎔基政府的戰略決斷而在東亞競爭中翻身；第二個節點是“9·11”美國恐怖分子襲擊。在歐美世界與阿拉伯世界的對抗中，中國開始融入全球化，獲得了寶貴的5年發展期；第三個節點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國啟動了4萬億刺激計劃並成為全球經濟最後的發動機。
如果以2005年的改革爭論為界的話，中國經濟黃金十年像一個“倒V”字，前半段是堅持全球化開放思想的市場主義，後半段是退縮至保守的國家經濟主義。改革事業的微妙轉折正是落在2005年這一時點上。
1990年代末期，自由市場哲學的清新理論空氣中，“國退民進”是朱鎔基政府在以產權為切入口進行國企改革戰略中最突出的一個特點。在當時的政治語境下，中國以大量工人下崗和社會問題堆積換取了國企“刮骨療毒”式的手術，在全球經濟史上都極為罕見的。那一時間段的改革雖然直到今天仍受到爭議，但卻使私營經濟創變得異常活躍，也使中國經濟變得有了活力。
但2005年，一種不安的情緒在中國悄悄上升，中國經濟黃金十年倒V字走向的轉折點在意識形態領域就是“郎顧公案”，它無意間拉開了改革之爭，也使得新左思潮上位。此事件從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教授郎咸平、格林柯爾創始人顧雛軍的個人爭執演變為國企改革的爭論，後來上升為北京共識與華盛頓共識的對峙。
華盛頓共識是指1980年代末針對拉美危機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約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對拉美國家的國內經濟改革提出了已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政府達成共識的10條政策措施，主要包括拉美國家減少政府干預，促進貿易和金融自由化等。當華盛頓共識被證明不能拯救拉美時，宏觀經濟理論界提出了與此相對的北京共識。
北京共識是由美國《時代》周刊高級編輯、美國著名投資銀行高盛公司資深顧問喬舒亞·庫珀最先提出的，他把中國通過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踐而摸索出一個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模式稱之為“北京共識”。
圍繞華盛頓共識與北京公式的爭論，最終將中國經濟學界自1992年以來的改革理論共識完全撕裂。
這一輪思想交鋒中，新左派逐漸佔據了話語權，其政治姿態高於學術姿態。在“郎顧公案”中，只有政治表態才能進入觀點陣營。在互聯網上，當每個人都成為傳播者的時候，加入新左陣營幾乎是維護身份安全的唯一出路。
新左意識形態的合法化不是偶然的，它是經濟改革失誤的一連串放大結果，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房價失控對整個中國社會與政治的扭曲；功能性社會缺失使平均主義夢想捲土重來；國家經濟主義強勢思想使整個經濟加速滑向權貴資本主義窮途末路危險。
一、房價問題帶來的扭曲的社會與政治後果，降低了深度改革的合法性。
2000年代後半段，樓市這個糾纏着數不清利益關係的炸藥包挾持了中國，併產生了大量扭曲的政治與社會後果：民營地產商的原罪、仇富的社會思想、80後的生活困境、農民鄉土夢想的破滅、土地產權的理論漏洞、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博弈、政商勾結的權貴資本主義、反精英的互聯網民粹主義、樓市泡沫化綁架銀行、“蝸居”時代對中國城市市民的心理與情感損害……
中央與地方分稅制已運行將近20年，雙方的財權博弈在“樓吃人”的運動中反覆出現，最終地方以土地財政訴求發動基層政權機器，採取強拆等暴力手段，剝奪普通民眾的不動產，造成了嚴重的社會惡果。作為民心向背的標誌，房價不再是一個經濟指標，而是一個政治指標，其所引起的一次次暴力事件已經極大降低了政權和進一步改革的合法性。
二、功能性社會的缺陷在遇到了政策變化後，過早終結了世界工廠模式。
當幾千萬的農民工在中國沿海工業生產帶上以亞當·斯密式的古典經濟方式勞動的時候，故事的情節已經大轉折。2007年後，新《勞動合同法》宣告了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的終結。當時的語境下，《物權法》的影響力都不能比擬新《勞動合同法》。
2008年“兩會”，東莞造紙大王張茵指出新《勞動合同法》第十四條關於用工合同的限制將把大量企業推到越南、印尼、印度等人力成本更低的國家去。隨即，張茵的觀點在互聯網上被唾沫淹沒。把國有企業式用工條件套在民營企業身上，這正是十幾年前中國改革時最想打破的東西，勞動合約的改變確實是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經濟走向另一個階段的開始。
彼得·德魯克在其重要政治作品《工業人的未來》中認為，一個社會要給它的工業體系中的每個成員以明確的社會功能和身份，這樣的建構才是合法的。此理論解釋了德國工業革命中功能性社會建設失敗給世界帶來的戰爭災難，也解釋了中國東南沿海功能性社會缺失的造成的政治後果，廣東“烏坎事件”中的族群矛盾深刻地說明了這一點。
雖然新《勞動合同法》的政治可疑性要超過它在建構功能性社會的正當性，但一直以來對新工人階層社會建構的忽視，加速了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安，反改革的聲音漸次合法化。中國政治與社會結構中，新產業工人如果不能在主流話語中保持它的地位，那麼，未來10-20年，中國社會與政治改革將缺失一個重大條件。
三、國家經濟主義是“國進民退”浪潮的思想後台，它的政治負面後果將漸次顯現。
2005年改革大爭論後，國家經濟主義開始流行起來，它最重要的體現是“國進民退”。
2000年代中期，全球商品牛市中，處於資源上游的央企們獲得了意外的驚喜，紛紛賺個盆滿缽滿；隨後中國經濟出現重工業化傾向，央企以許可證優勢再次搶佔了大量壟斷利益；等金融危機到來後，央企集團與國有金融集團的多重紐帶關係使它獲得了充足的流動性，其影響力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達到頂峰。
國家經濟主義光環下的“國進民退”還有幾重特別的政治後果：一方面，“央企行業化”的壟斷髮展，讓它在中央部委和省級政府之外，成長為中國一個新型的第三級政治力量；另一方面，央企集團在全國劃分了壟斷地域範圍與行業範圍後，通過“產融結合”嘗試成為跨地域跨行業的國家財閥，以此獲取政治話語權。最新的標誌是，自2000年以來，央企集團中產生了越來越多的地方領導人或中央領導人。
但這幾年中，對於私營經濟來說，卻是噩耗頻傳。雖然中央一再聲言並出台政策支持發展私營經濟，但是在強大央企利益集團面前，私營經濟的活力和空間顯然被大大壓縮和抑制，這為未來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埋下了禍端。
中國經濟的黃金十年改革哲學遺產，既對中國未來10-20年的社會改革與政治改革有着重大的實踐意義——它建立了中國經濟的強盛夢想，也為社會與政治變革留下了不小的包袱。
王正鵬是財經專欄作家，出版有最新專著《狂飆年代的碎片：中國經濟黃金十年》。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