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師傅越來越幽默》(2001)序言
任何作家從事這一行業都有自己的理由，我也不例外。但我為什麼成了這種作家，而沒有成為海明威或者福克納那樣的作家，我想是和我的童年經歷分不開。我的寫作生涯受益於我的童年，它幫助我一直在這條道路上繼續走下去。回顧40多年前，也就是20世紀60年代初期，那是現代中國歷史上最奇異的一段時期，人們經歷着史無前例的狂熱。一方面，整個國家經濟停滯，人民貧困，人們缺吃少穿，終日掙扎在生死線上；另一方面，那個時代的人有着強烈的政治熱情，挨餓的人民勒緊褲腰帶也要追隨黨的共產主義實踐。那時我們相信，雖然忍飢挨餓，但我們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我們相信世界上2/3的人民都生活在悲慘之中，我們的神聖使命就是把他們從水深火熱中拯救出來。直到80年代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我們才最終開始面對現實，彷彿大夢初醒。
很快我就學會了與自己對話。我養成一種不尋常的表達才能，可以滔滔不絕地說下去，甚至還能押韻。我母親有一次聽見我和一棵樹說話。她慌張跑去告訴我父親：“孩子他爸，你覺得他是不是有病啊？”長大後，我作為一名勞動者走進成人社會，開始養成一邊喂牛一邊自言自語的習慣，給我的家人帶來不少麻煩。“兒啊，”母親勸我：“你就不能不說嗎？”她的表情讓我淚流滿面，我答應她不再自言自語。但是只要周圍有人，我心裡積攢的話就滔滔不絕地湧出來，就像老鼠從老鼠窩跑出來一樣。然後我就會有一種強烈的內疚感，覺得自己沒把母親的話放在心上。所以我起了“莫言”——別說話——這個筆名。但是正如母親生氣時經常責備我說的：“狗改不了吃屎，狼改不了吃肉。”我也不能停止發言。這種習慣讓我得罪了不少同行，因為從我嘴裡說出來的總是赤裸裸的真實。現在我人到中年，話也開始少了，這肯定會讓母親的在天之靈深感欣慰。
《紅高粱》(1993)
一九三九年古歷八月初九，我父親這個土匪種十四歲多一點。他跟着後來名滿天下的傳奇英雄余占鰲司令的隊伍去膠平公路伏擊日本人的汽車隊。奶奶披着夾襖，送他們到村頭。余司令說：“立住吧。" 奶奶就立住了。
奶奶對我父親說：" 豆官，聽你乾爹的話。” 父親沒吱聲，他看着奶奶高大的身軀，嗅着奶奶的夾襖里散出的熱烘烘的香味，突然感到涼氣逼人，他打了一個戰。肚子咕嚕嚕響一陣。
余司令拍了一下父親的頭。說：“ 走，乾兒。”
天地混沌，景物影影綽綽，隊伍的雜沓腳步聲己響出很遠。父親眼前掛着藍白色的霧幔，擋住他的視線，只聞隊伍腳步聲，不見隊伍形和影。父親緊緊扯住余司令的衣角，雙腿快速挪動。奶奶像岸愈離愈遠，霧像海水愈近愈洶湧，父親抓住余司令，就像抓住一條船舷。
《酒國》(2000)
門窗嚴絲合縫，密封很好。丁鉤兒周身發癢，汗在臉上爬。他聽到平頭友善地說：
“您不要着急，心靜自然涼。”
丁鉤兒耳朵里有嗡嗡的響聲，他想到蜜蜂。蜂蜜。蜜餞嬰兒。此行任務重大，不敢馬虎。窗玻璃似乎在微微顫抖。幾架巨大的機械，在窗戶外的天地間緩慢地、無聲無息地移動着。他感到自己在一個水櫃里，像一條魚。那些礦山機械是黃色的。黃色令人昏昏欲醉。他努力諦聽着礦山機械的聲音，但任何努力都是徒勞。
丁鉤兒聽到自己在說：
“我要見你們的礦長、黨委書記。”
平頭說：
“喝酒喝酒。”
平頭的熱情使丁鉤兒感動，便端起酒杯一飲而盡。
他的杯子剛放下，平頭又給斟滿了。
“我不喝了，帶我去見礦長、黨委書記。”
“首長莫急，喝酒，喝一杯就走，等於讓我失職。好事成雙，來，再喝一杯。”
丁鉤兒看看那拳頭大的杯子，心裡有些發怵，但為了工作，只好端杯喝盡。
他剛放下杯子平頭又給斟滿了。
平頭說：“首長，不是我逼您喝，這是我們礦上的規矩：敬酒不成三，坐立都不安！”
丁鉤兒說：“我酒量有限，一滴也不能喝了。”
平頭雙手把杯子舉起來，送到了鉤兒嘴邊，含着眼淚說：
“求求您，首長，喝了吧，不要讓我坐立不安。”
丁鉤兒一看平頭這樣真誠，心頓時軟了，接過杯子一仰脖灌了。
感動地說：“多謝多謝，您再來三杯？”
《豐乳肥臀》(2004)
日本人的馬隊沿着河灘往東跑下去，跑到上官來弟她們放鞋子的地方，齊齊地勒住馬頭，穿過灌木叢爬上了大堤。她看不到日本馬隊了。她看到河灘上躺着那匹死去的大花馬，碩大的頭顱上沾滿黑血和污泥，一隻藍色的大眼珠子，悲涼地瞪着湛藍的天空。那個白臉的日本兵半截身子壓在馬腹下，趴在淤泥上，腦袋歪在一側，一隻白得沒有一點血色的手伸到水邊，好像要從水裡撈什麼東西。清晨光滑平坦的灘涂，被馬蹄踐踏得一塌糊塗。河水中央，倒着一匹白馬，河水衝擊着馬屍緩緩移動、翻滾，當馬屍肚皮朝上時，四條高挑着瓦罐般胖大馬蹄的馬腿，便嚇人地直豎起來，轉眼間，水聲混濁，馬腿便掄在水裡，等待着下一次直指天空的機會。那匹給上官來弟留下深刻印象的棗紅大馬，拖着它的騎手的屍體，順流而下，已經走到很遠的下游，她突然想到，這匹馬很可能要到樊三爺家去找那匹大種馬。她堅決地認為，棗紅大馬是匹母馬，與樊三爺家的公馬是失散多年的夫妻。
石橋上的火還在燃燒，橋中央的穀草堆上，躥起了黃色的火苗和白色的濃煙。青色的橋樑高高地弓起腰，發出呼哧呼哧的喘息聲，發出哼哼唧唧的呻吟聲。他感到橋樑在烈火中變成一條大蛇，扭曲着身體，痛苦不堪，渴望着飛升，但頭尾卻被牢牢地釘住了。可憐的石橋，她難過地想着。可憐的德國造麗人牌單車，高密東北鄉的唯一的現代化機械，已被燒成一堆歪歪扭扭的碎鐵。嗆鼻的火藥味、膠皮味、血腥味、淤泥味使灼熱的空氣又粘又稠，她感到胸膛里充滿了惡濁的氣體，隨時都要爆炸。更加嚴重的是，她們面前的灌木枝條被烤出了一層油，一股夾雜着火星的熱浪撲來，那些枝條畢畢叭叭地燃燒起來。她抱着求弟，尖聲呼叫着妹妹們，從灌木叢中跑出來。站在河堤上，她清點了一下人數，妹妹們全在，臉上都掛着灰，腳上都沒穿鞋，眼睛都發直，白耳朵都被烤紅了。她拉着妹妹們滾下河堤，向前跑，前邊是一塊廢棄的空地，據說是回族女人家的舊房基，斷壁殘垣，被野生的高大胡麻和蒼耳子掩映着。跑進胡麻棵子里，她感到腳脖子軟得彷彿用麵糰捏成，腳痛得如同錐刺。妹妹們跌跌撞撞，哭叫不迭。於是，她們便癱坐在胡麻棵子里，再次摟抱在一起。妹妹們都把臉藏在姐姐的衣襟里，只有上官來弟，豎著頭，驚恐不安地看着漫上河堤的黃褐色的大火。
《天堂蒜薹之歌》(2006)
他伸出舌尖，把那滴汁液舔了。舌上漾開涼森森的甜味。他的心頓時輕鬆起來。他打量自家的三畝蒜地。大蒜長得很好，蒜薹的白帽都很胖大，有的彎曲着，有的筆直地挑着。蒜壟里濕漉漉的，有一些茸茸的草芽從濕土裡鑽出來。大肚子的老婆在他身邊，跪着拔蒜薹。老婆臉色發烏，眼眶下有幾塊蝴蝶斑，好像鐵器上生了銹。她跪在地上拔蒜薹，膝蓋上沾滿濕泥。老婆有點先天的殘疾：左臂短小，活動不便。老婆拔蒜薹的動作很吃力。他看到她用那隻短小的手，持着兩根新竹筷子，夾着蒜苗的根部，她每夾一下都咬一下唇。他有些可憐她，但又不得不讓她幫忙，他聽說供銷社已在縣城設點收購蒜薹，每市斤價格五角，比去年最高價還高，去年的最高價是每市斤四角五分。他知道今年全縣擴大了大蒜種植面積，蒜薹比去年長得好，要趕早，趕早收，趕早賣。村裡家家戶戶都是老婆孩子齊上陣，他可憐地看看大肚子的老婆，問：“你，要不就到地頭上去歇會兒？”
老婆仰起濕漉漉的臉，說："歇什麼，不累，她爹，我就怕這些日子生。”
“到日子啦？”他憂慮地問。
“就這三兩天了，”老婆說，“哪怕晚個五六天，讓我幫你把蒜薹拔完。”
“到日子一定就生？”
“也有懶月的，”老婆說，“杏花就晚了十天。”
夫妻倆都不由自主地回頭，看着老老實實地坐在地頭上的瞎眼女兒。她坐在那兒，大睜着雙眼，好像在注視着什麼。她的雙手扯着一根蒜薹，捋過來，捋過去。
他說：“杏花，你別糟蹋了那根蒜薹!一根要值好幾分呢。”
《生死疲勞》(2008)
我的故事，從1950年1月1日講起。在此之前兩年多的時間裡，我在陰曹地府里受盡了人間難以想像的酷刑。每次提審，我都會鳴冤叫屈。我的聲音悲壯凄涼，傳播到閻羅大殿的每個角落，激發出重重疊疊的回聲。我身受酷刑而絕不改悔，掙得了一個硬漢子的名聲。我知道許多鬼卒對我暗中欽佩，我也知道閻王老子對我不勝厭煩。為了讓我認罪服輸，他們使出了地獄酷刑中最歹毒的一招，將我扔到沸騰的油鍋里，翻來覆去，像炸雞一樣炸了半個時辰，痛苦之狀，難以言表。鬼卒還用叉子把我叉起來，高高舉着，一步步走上通往大殿的台階。兩邊的鬼卒嘬口吹哨，如同成群的吸血蝙蝠鳴叫。我的身體滴油淅瀝，落在台階上，冒出一簇簇黃煙……
鬼卒小心翼翼地將我安放在閻羅殿前的青石板上，跪下向閻王報告，“大王，炸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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