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年諾貝爾文學獎揭曉時，高行健獲獎，議論紛紛，那時候高行健自我放逐於海外，其得獎似乎給中國大陸無情的一擊。那時我尚在巴黎留學，頗能感受到這股氛圍。
時隔十二年，莫言被提名諾貝爾獎，部分人士批判他為紅色作家；只是這次獲獎給了中國滿意答案。
文學本應該超越意識形態，回歸藝術手法與精神層面。相較於高行健作品受到更多西方文學手法影響，這位出生於山東高密的作家身上，流露出許多中國文學的地方生命力。
流暢爽麗的筆調，以及幾乎直覺的敘事般情節，雖有時空跳躍的手法，卻往往氣勢寬闊，直率而簡鍊，簡潔易懂。
西方評論者以「將民間故事、歷史和當代時事以魔幻寫實手法治於一爐」來說明其風格。然而，我們不得不說，過多的西方觀點依然無法詮釋莫言小說中的中國特質，那是使人想起古典章回小說《水滸傳》直率的生命態度，或者《西遊記》詼諧、諷刺的灑脫感，從中流露出充滿人性的關懷。
瑞典漢學家馬悅然認為，莫言是個擅長說故事的人。我們不得不反問，為什麼近代文明失去了敘述自我生命的能力？是不是存在太多觀念與矯飾手法，忽略了直接的生命感受呢？莫言的小說給了回答。
他的小說往往敘述著自身經歷，或者聽聞的民族苦難，雖然那是無奈與沉痛的生命史詩。他的著作中，洋溢著民間的樸實生命態度，義無反顧的土地情感與國族精神。
從《紅高梁家族》到《豐乳肥臀》，都是敘述著抗戰或異族統治下的庶民生活，直接而熱烈。這些人有庶民的樂天與詼諧的感性，同時也有生死與之的果敢精神。不只如此，他的筆調也還存在人與體制間的荒謬感，譬如一九八八年的《天堂蒜苔之歌》，對於勞改體制提出批判，具有道德良知與勇氣。
現實與矛盾、詼諧與諷刺、情感與無奈，在他筆下幾乎如同一場敘事詩般，沒有過度修飾，自然流暢。
然而這些故事主角幾乎只有面對死亡一路而已。死亡是一切荒謬的歸結。在他筆下，死亡被賦予一種躍動的淒美感受，譬如《天堂蒜苔之歌》當中的主角高馬，「他感覺到自己在騰雲駕霧。突然，他感到自己莫名其妙地栽在雪地上，……一股灼熱的液體從背後噴出來。」莫言認為只有《豐乳肥臀》才足以拍成氣勢磅礡的巨片。在此，生命似乎是一種過剩，「紅槐花和白槐花的悶香像波濤一樣洶湧」，母愛的偉大與宗教的最後救贖成為最光輝的人性描寫。
此次諾貝爾文學獎，可說是村上春樹與莫言的對決。村上的《挪威的森林》具有國際性知名度，描繪一九六○年代日本安保運動時期，青年人的疏離感與虛無主義精神，其修辭技法與時代感受難以抹去西方影響。
相對於此，莫言的小說，則更多土地人民的悲哀與淒涼，中國近百年來小人物的辛酸卻又熱血沸騰的一面，如同滾滾巨河般流淌。
村上小說充滿理性而冷靜的分析性，那是都會人物的無奈；莫言則更多從生命經驗所迸發出的民間精神，故事主角是一般民間人物，相對於廣大中國與龐大人口，這些人的躍動血液無寧是過剩的。
莫言的獲獎，意味著華人小說足以超越民族、文化的隔閡，對於華文書寫的未來充滿更多可能性。然而，不論諾貝爾文學獎頒給誰，人性永遠是其主軸。小說家都必須深刻反省面對人間災難的生命態度。
廿一世紀的數位化時代，人類彷彿失去真誠的時代感，或許莫言那種真誠面對民族災難的傷痕文學，與果敢的生命抉擇的人物形象，可以給我們許多啟發。
潘襎 佛光大學亞洲藝術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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