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我失去了薩拉熱窩，所以我想建一座我自己的城……我受夠了所謂民主，我會自己選擇這座城的居民。我想保存一些東西，同時建立一些新東西——這座城是為人而建，而非為國家或民族，它將沒有邊界，沒有偏見。我還要反對愚蠢和一成不變的大眾產品。這裡的存在是為了對抗全球化。”
這段“宣言”來自波黑裔塞爾維亞導演埃米爾·庫斯圖裡卡(Emir Kusturica)。他的電影《地下》曾被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民族主義分子認為袒護塞爾維亞軍隊的戰爭罪行，背叛了波黑和穆族，他在1992年戰時離開了故鄉薩拉熱窩，以塞爾維亞為自己的國家。他也果真建了這樣一座如同現實烏托邦的城，就在位於濕山村背後的山頂，一座叫Drvengrad的小城。
天剛蒙蒙亮我便從塞爾維亞南方的尼什城出發，巴士在山路上蜿蜒前行了近6個小時後，離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邊境越來越近。車子要穿越的實際上只是區區不到兩百公里的路。彷彿無止盡顛簸漂浮在群山中，人對時間和空間的感知由此被打亂：究竟波黑邊境是很近還是很遠？難以跨越的，與其說是群山和糟糕的路況，不如說對一段刻意迴避的歷史。
晚夏的熱度一旦退去，秋天徐緩而至，山路上開始陰雨綿綿。車至一處，地形格外起伏錯落，隱約在雨霧中可見零散的房屋和綠得濃郁的山脈。司機停車大喊：“Mokra Gora！Hajde！”我和這座村莊的第一次照面確實符合其“濕山”(Mokra Gora)這一名字：周圍百米之外都被雨霧所籠罩，若不是群山隱約露出輪廓，此地簡直如同漂浮在不可知海洋中的孤島，撲朔迷離。步行至火車站旁古色古香的旅館，已然全身濕透。
這座寂靜的村莊可算是南斯拉夫歷史的一個符號。
20世紀初，南斯拉夫王國修建了貝爾格萊德至薩拉熱窩窄軌鐵路，被稱為南斯拉夫生命線。這條鐵路正好經過位於塞爾維亞靠近波黑邊境的濕山——連接濕山和鄰村的鐵路線長8公里，在險峻山脈里蜿蜒徘徊，最高處達1000米，竟穿越20個山洞隧道；實際跨越距離4公里。現代鐵路的發展使這條小小的窄軌日趨沒落，終於在1976年徹底關閉。90年代初，濕山村民重建這條8字型爬山鐵路，使它重新通車。人們期望着不久後，濕山至維舍格萊德路段也將被修復，古老的窄軌將重新連接塞爾維亞與波黑，使斷裂的歷史得以癒合。
這種微渺的希望啟發了塞爾維亞導演埃米爾·庫斯圖裡卡，他在濕山村背後的山頂建立了夢想中的城市——Drvengrad。他在這裡組織了自己的民謠樂隊“不吸煙樂隊”，融巴爾幹風格和吉普賽音樂特徵為一體，由擔任過《地下》、《黑貓白貓》、《吉普賽人時代》等電影配樂的大師葛蘭·布萊格維奇(Goran Bregovic)執掌。他還在這裡舉行每年一度的Kustendorf電影與音樂節，使世界各地的新銳電影人在這座傳統塞爾維亞式的小村落中找到精神家園：人的價值、和平、理解、生活的原本面目和對抗全球化的力量。
午後風雨散去，陽光中的山谷顯露出連綿不絕的層次，我手持塞爾維亞旅遊局印製的“懷舊列車”票，站在修復一“舊”的濕山火車站門口，看拖着幾節車廂的羅馬尼亞產老式83型火車頭緩緩駛進。車站，窄軌，火車頭都是20世紀初的原物，車廂中也全盤仿造當年的木製硬座；它們從博物館的角落中重生。當遊客魚貫登上這超現實主義的列車，“嗚嗚”地搖擺着駛向前方看起來不可能通得過火車的深山，車內適時地響起了塞爾維亞山歌古老神秘的節奏，廣播道：“歡迎來到濕山，奇蹟從這裡開始，童話在這裡成為現實。”
此刻人即是身在奇蹟與童話之中。乘火車爬山，瞬間便迷失了方向感：列車鑽過一個又一個山洞，往往剛才已鑽過的山洞側面與我們擦肩而過，接下來轉彎時又看見了早已經過的橋樑——8字型迂迴的鐵路線，在一百年前使翻越千米山脈成為現實。越過峽谷，整個濕山地區盡收眼底，其遼遠壯闊撲面而來。
列車一路會在風景最為震撼的幾處停下，遊人可以下車登上觀景平台或是參觀修復的山村車站。車到Shargan村，老舊的車站和旁邊安放的可以在窄軌上行駛的改裝古董汽車說明這裡就是庫斯圖裡卡2007年拍攝電影《生命是奇蹟》(Zivot je cudo)的所在。電影中，塞族男主角盧卡是個經常駕這輛古董車在窄軌上翻山越嶺的鐵路工程師，為這條鐵路重新通行而忙碌。波黑戰爭爆發後他兒子被穆族軍隊俘虜，正心急如焚時，塞族軍隊將穆族女俘虜薩巴哈交給他監管。在這個車站裡，他們先是彼此提防、針鋒相對，而後墜入愛河，共度險關。然而戰爭結束了，米蘭在人質交換中迎回了兒子，但也不得不看着愛人被送回波黑。電影結尾，沮喪的米蘭想在這條鐵路上卧軌自殺，但由波黑方向開來的列車卻在他面前停下，薩巴哈出現在他面前。
這是一部關於重逢與和解的電影，被認為是庫斯圖裡卡最溫暖、最樂觀的片子。但這並未改變他的家鄉對他的看法。自1992年戰時離開故鄉薩拉熱窩，庫斯圖裡卡再也沒有回去。對此他說：“我父親一向認為我們是塞族……我的意圖是譴責塞族和穆族雙方的戰爭罪行，因為我始終把個人的價值放在首位。”
“在戰爭中，我失去了我的城市——薩拉熱窩。”這種失去不是實際意義上的失去，而是情感上的失去和自動斷絕：在慘痛的戰爭之後，一個普通塞族人已無法在仇恨滋生的薩拉熱窩找到位置，他失去了曾經薩拉熱窩寧靜和睦的空氣，失去了家族世代居住的城。
爬上濕山背後山頂，我終於得見這座叫Drvengrad的城。這個村落完全遵照塞爾維亞傳統式樣，大小木屋圍繞典型斯拉夫山區式樣的木教堂排列。所有的木屋都是貨真價實的山民廢棄老屋，庫斯圖裡卡將它們從各村搜羅到一起，再現了19世紀山村。
城內有叫安德里奇（南斯拉夫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圖書館，叫切·格瓦拉的街道，叫斯坦利·庫布里克的電影院，叫馬拉多納、費里尼、伯格曼甚至德約科維奇的路，還有關押着喬治·布殊和托尼·布萊爾的“城市監獄”。除了書店、紀念品店、雜貨鋪、咖啡館、電影院、小劇場，其餘的木屋都被改造成別具一格的旅館，可以預定入住。不同於舊日陰鬱的色調，房屋的門窗和傳統傢具擺設都漆成了各種明亮跳躍的顏色，足以使慕名而來的“市民們”盡享前全球化時代的原味鄉村生活。在此，你可以參加電影與音樂工坊，一睹“不吸煙樂隊”的風情演出，當然還必須到庫斯圖裡卡家門口的地下室影院真正地看一場《地下》。
庫斯圖裡卡選擇落腳在這個烏托邦，在斷裂的貝爾格萊德到薩拉熱窩的生命線上等待着它的癒合，守望着這片土地或許不一樣的未來。濕山，離波黑如此近又如此遠——近在山那邊便是國界，遠在使一個人十年都未能返鄉。然而，電影中的故事也許終究會發生；這裡將仇恨與傷痛拋在腦後，只有民族融合與多元文化的愉悅。
曹然，任職於國際組織，研究前南斯拉夫地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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