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書記憶

傅月庵
「……通過這本書，台北的山川，我幼小的時候生活過的淡水河邊的模樣、以及我最喜歡的『中國湯麵』的香味，都伴著昔日父母的音容笑貌，朦朦朧朧地浮現在了眼前。」在讀完鶴見祐輔《後藤新平傳》後，秀實曾如此告訴她的妻子。

後藤新平伸出援手

尾崎家不只三個男孩子，長大成人的卻僅秀池、秀實跟秀樹。

秀實生下來10天，父親秀真便應前輩友人台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之邀，來到台灣，任職《台灣日日新報》漢文部。那是明治34年（1901年）春天的事情。三年後，母親揹著秀實，來台依親，住進了第一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出名的別墅，其實僅是茅屋數椽的「南菜園」裡。當時後藤新平夫妻正在學腳踏車，常來菜園裡練習，已經會跑會跳的秀實，曾指著後藤問：「你就是後藤民政長官嗎？」搞得秀真夫妻很是尷尬，後藤卻不以為忤，把秀實抱在膝蓋上玩，還一起拍了照。

再後來，叔父尾崎茂、大哥秀池也都來了。一家人和樂融融地在南方新故鄉安頓了下來。秀實是名「秀才」，從小聰穎過人，自「總督府國語學校附屬小學校」（今台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一路讀到「台北第一中學校」（今建國中學），都是優等生，考試成績幾乎不曾跌落第一名之外。中學畢業後，回到日本就讀「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隨後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獨逸法學科」。因長兄秀波此時也已考進明治大學商學部，一家兩名大學生，開銷浩繁，實在不是一介文士的秀真所負擔得起，幸而此時已轉任東京市長的後藤新平又慨然伸出援手，秀實方得順利完成學業。

不倫之戀與安那其

唸大學時，兩件事影響了秀實的一生。感情上，他演出了不倫之戀，愛上兄嫂英子，經過一番折衝奮鬥，兄嫂離緣，兩人則不顧世人眼光，於秀實畢業後，毅然結婚，成了一對革命情侶。說是革命情侶，則因1923年，受到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與愛人伊藤野枝、6歲外甥橘宗一同時遭到憲兵隊虐殺，引發秀實對社會主義興趣，埋首苦讀，逐漸左傾，終而成為一名共產主義忠實信徒。這一切，英子初始不甚了然，日後漸漸知情，卻一路伴隨，始終無怨無悔。

「……。我在決定和英子結合之時所發的誓言還記著嗎？那不僅是遇到任何苦難都一同忍受的意思。我在當時已開始著眼新的人生，心知自己的前途苦難甚多，誓言中也有要把一無所知的英子當作苦難中伴侶的意思。──我一直都在暗暗觀察時代如何前進，把自己的命運繫在那上面，來決定如何行動。」1941年秀實被捕入獄後，曾寫信這樣告訴英子。

1926年，秀實中斷研究所學業，進入東京《朝日新聞》，成為社會部記者。因為中文流利，加上時局所需，沒多久便轉到大阪《朝日新聞》「支那部」，更於1927年冬天奉派為上海特派員。據尾崎自述，當他與愛妻搭乘客輪接近上海時，看見長江大浪滔滔，一時心情激動竟流下淚來，久久不能自已。日後，他將獨生女取名「揚子」，即因「揚子江」之故。

上海東京參與諜報

當時的上海，或因租界緣故，成了世界諜報之都，八方風雨會申江，爾虞我詐，風雲詭譎。精通中、英、日、德語的秀實在此「魔都」，可說如魚得水，穿梭往來於各國人士之間。他一方面跟「左聯」文人，如郭沫若、田漢、成仿吾、鄭伯奇等人多所來往，透過內山書店老闆內山完造，更與魯迅有了交情：「有一個叫尾崎的新聞記者，精通德語，知識廣博，為人也可靠。」夏衍在其回憶錄《懶尋舊夢錄》裡更直接指出，尾崎秀實「表面上看來是紳士式的記者」，實際上卻是「上海的日本共產黨和日本進步人士的核心人物」。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他因美國左派記者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的介紹，認識了以《法蘭克福郵報》記者身份來到上海，實際上卻是為蘇聯收集情報的德國人佐爾格（Richart Sorge），並加入其情報網，成為其中一員。

1932年，秀實回到了東京，上海的經歷，以及精闢的分析報導，讓他成為著名的「支那通」，他不停寫出各種擲地有聲的評論文章、專著，尤其1936年「西安事變」的剖析預測，讓他聲望扶搖直上，最後成為近衛文縻內閣的「囑託」（近於「高級顧問」），直接制定、與聞各種政治、軍事決策。另一方面，則透過此時人已到了東京，且化身成為「德國大使館」一員的佐爾格，不斷將各種機密情報送往莫斯科。

情報供蘇遭到逮捕

據說，秀實最後所獲取，恐也是最重要的一件情報是，1941年秋冬之際，莫斯科遭到德軍攻擊，岌岌可危。史達林亟思抽調遠東兵力西援，卻忌憚日本關東軍趁虛而入，而猶豫不決。秀實在偵知日本軍部決定南進，發動太平洋戰爭，對英美宣戰之後，即刻將此情報交由佐爾格轉達莫斯科，史達林方始下定決心調動遠東軍20個精銳師回防莫斯科，從而扭轉了整個戰局。

但此事是否為真？至今聚訟紛紜。秀實的犯罪事實，法庭上所舉的60多件證據，內容泰半是分析政治情勢的論文，說他「反戰」，說他「赤色份子」，誠然事實，但若說他「賣國」，似乎牽強了些。加上尾崎被捕後兩天，近衛內閣隨即垮台；秀實刑期推定傳言也隨著太平洋戰爭進展，與日俱增，從15年徒刑逐次加重，一直到了1943年的死刑。有人因此懷疑這一間諜案，或係軍部與右翼勢力陰謀釀造而成，為的是取得戰爭主導權。

「11月1日收到岐阜寄來的明信片，得知妳的消息。身體所患係何症，需找醫生早日治好。聽說妳精神好，我便安心。……。父親搭便船返回台灣的消息令人感到悲壯，帶著衰老身軀，冒險回到即將成為戰場的台灣，我真想勸阻。他老人家或是想到留在台北的孩子們，才如此不顧危險而行的吧。人心可憐之愛，誠然令人悲痛。……。父親此次或者對故鄉感到幻滅了。近來常有警報，希望妳鼓起勇氣應付內憂外患。天氣漸涼，今年薪炭格外不足，想必很冷。我也正準備提起勇氣與寒冷對抗呢。」

想念台北山川小吃

1944年11月7日。俄國十月革命紀念日。秀實自鴨巢監獄發出第36封明信片後，30分鐘過去，獄卒打開牢門：「出來吧。」他聽後，安靜地換衣著裝，跟著獄卒走向刑場。喝過一杯日本茶後，從容走上絞首台，很淡定地跟一干人等告別：「再見了，再見了。」

──這一聲再見了，想必也包含他曾度過少年歲月的南國故鄉台北吧！

「……通過這本書，台北的山川，我幼小的時候生活過的淡水河邊的模樣、以及我最喜歡的『中國湯麵』的香味，都伴著昔日父母的音容笑貌，朦朦朧朧地浮現在了眼前。」

也是那36封明信片之一。在讀完鶴見祐輔《後藤新平傳》後，秀實曾如此告訴她的妻子。

2013年，整理書店新收日文舊籍，偶然得見尾崎秀實所著《支那社會經濟論》，紙面精裝，書脊脫損經補，書頁泛黃焦脆，幸得內文完好，版權頁裡，版權浮貼猶存，「尾崎」朱紅印文判然。此書出版於昭和15年（1940）6月，正是秀實以政論家身份活躍於日本政壇之際，但恐怕也就是他的最後一本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