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他是個非凡的人，他畢竟是人

紐約時報
電影 RICK LYMAN
珍德茲·曼德拉(Zindzi Mandela)最初的記憶始於1962年南非比勒陀利亞的警察局，她坐在外面，母親溫妮(Winnie)去給被拘禁在裡面的父親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送他喜歡吃的食物。

「我那時只有18個月大，但還清楚地記得那個時刻，我坐在轎車裡，等着媽媽回來。我當時肯定是感覺到了某種創傷，我非常害怕。她去了太久。」

時隔半個世紀，曼德拉女士在曼哈頓皮埃爾酒店優雅的大酒吧里回憶這段往事，酒吧里有着宏偉的廊柱，她喝着蔓越莓蘇打水。「無論小時候在索韋托，還是年輕時捲入鬥爭，我從來沒想到自己能有一天會從那種地方離開，來到這樣的房間生活。」

曼德拉女士回憶起這樣漫長的人生歷程，是因為前一天晚上，一部關於她備受尊崇的父親的新片在愛麗絲·杜麗大廳上映了。當時曼德拉95歲，因肺部感染卧床不起，正在為活下去而奮鬥。這部影片名為《曼德拉：漫漫自由路》(Mandela: Long Walk to Freedom)，是根據他的自傳改編，講述了他那錯綜複雜、充滿起落的人生，從小村莊度過的孩提時代到逐漸捲入反對種族隔離的鬥爭，領導非洲國民大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乃至27年的牢獄生涯，直至最終的重生與勝利。

有些關於曼德拉的著名影片，如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的《成事在人》(Invictus)是從曼德拉人生經歷的某段時期取材，有點像史蒂文·斯皮爾伯格(Steven Spielberg)在《林肯》(Lincoln)里那樣，只拍了通過第13修正案的那段時期。但這次卻不是如此。「我們改編了他的整本書，」導演賈斯汀·乍得維克(Justin Chadwick)說，「我們得拍出整個過程，不能就撿好聽的說。」

 曾經走過那個時代的南非人，哪怕只經歷了其中的一部分，看這部影片時也免不了拿它和自己的記憶相對比。對於珍德茲·曼德拉來說，那段歷史非常個人化，而且極度耗費感情，她至今仍在努力與之鬥爭。

我在南非的經歷則要短得多。20世紀90年代初，我曾在那裡當過四年駐外記者，我抵達南非時，曼德拉剛剛獲釋三周，我離開的前一天，他宣誓就職總統，我正好經歷了南非實現多種族民主的整個過渡階段。那些年裡，我曾多次在政治活動和社交場合見過曼德拉先生，也採訪過他好幾次。這位親切和藹的祖父說話不時停頓，還帶有公開場合講話時會刻意隱藏起來的惡作劇式幽默，以及眾所周知的錚錚鐵骨和近乎神奇的倔強，曾令整個世界都為之矚目。

納爾遜·曼德拉是一位政治上精明狡黠、同時歷史地位崇高的人，顯然沒有一部電影能捕捉他身上的各種細微差別與多重層面。為將林肯的故事提煉到銀幕之上，斯皮爾伯格只集中拍攝了他人生的某一時期，讓這位總統微妙的政治花招與令人放棄戒備的親切感可以逐漸展現出來。而本片的導演所拍攝的人物卻與林肯不同，他當時仍然在世，他的家人、朋友與盟友們都深深地了解他。

導演的任務是要把曼德拉充滿重大事件的一生塞進一部影片，同時又不令它成為沒有實際意義的聖人傳。乍得維克和編劇威廉·尼克爾森(William Nicholson)想到的辦法就是從曼德拉家人的角度出發，特別是他與溫妮的婚姻，以及他與兒女們的互動。片中也有曼德拉與P·W·波塔(P.W. Bptha)、F·W·德克勒克(F. W. de Klerk)等種族隔離制度下的領導們進行政治博弈的段落，但核心還是關於他和家庭之間的動蕩關係。
溫妮、珍德茲和其他曼德拉的子女們擔任影片的官方「歷史顧問」，這對影片利大於弊。乍得維克說，因為他們和他一樣，熱忱地希望把曼德拉全方位地呈現出來，也包括他的缺點錯誤。

「他是人，」珍德茲·曼德拉說，「儘管他是個非凡的人，但畢竟是人。」

該片並不是一成不變地照搬事實。它建立在曼德拉本人對事件的觀點之上，在他的家人監督下拍攝完成，不難想見，片中的曼德拉被塑造為一位偉大而鼓舞人心的領袖，比任何人都有遠見，比任何人都要堅決地鬥爭。但陰影與矛盾也被允許混入其中，比如他年輕時曾玩弄許多女性，後來又投身反種族隔離鬥爭，令妻子兒女淪落小鎮，過着貧困生活。溫妮也同樣沒有倖免，她被塑造為一個憤怒而疏遠的妻子，當丈夫宣揚和解與和平時，她卻熱衷於暴力復仇。

「我們沒有像很多傳記片里那樣，把曼德拉過分神聖化，」英國演員伊德里斯·艾爾巴(Idris Elba)說，他在美國以電視劇《火線》(The Wire)和《路德》(Luther)中的角色為人熟知，在本片中飾演從青年直至七十五六歲的曼德拉。

珍德茲·曼德拉已經習慣了看到演員在屏幕上飾演自己的父親——比如1997年的電視電影《南非風雲之曼德拉與德克勒克》(Mandela and de Klerk)中的西德尼·波蒂埃(Sidney Poitier)，以及2009年《成事在人》中的摩根·弗里曼(Morgan Freeman)——她甚至在那些影片中親身飾演過角色。但她說，還從沒有一部電影像這部影片一樣，試圖捕捉她與父親之間疏離破碎的關係，以及父母那段婚姻是如何痛苦地破裂。

當時，在公共場合，曼德拉是一個親切和藹的人，威嚴、謙和又莊重，不過也常常在約翰內斯堡非國大總部的電梯里和年輕女人調情。他不時也會憤怒與絕望，貼身助理們說他有時痛斥他人，不留情面，這些全都沒有出現在艾爾巴的演繹之中。

「你得到他家裡才能看到他性格的這一面，」曼德拉女士說。「他可能會非常憤怒。你能看出他什麼時候生氣了。每當他開始字斟句酌，你就知道自己有麻煩了。」

在曼德拉的生平故事之中，我最了解的還要算他同南非白人進行談判，說服他們與佔大多數的黑人分享權力這一段，許多小鎮爆發流血事件，但最終種族隔離制度還是難以置信地轉變為不分種族膚色的民主制度，這段時期只是電影的一部分，不過對於我來說，算是我深入討論這個故事的窗口。

這個時期的許多重要人物被抹去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喬·斯洛沃(Joe Slovo)和南非共產黨。除了一次集會上「曼德拉同志」的標語，片中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曼德拉曾固執地對斯洛沃與共產黨保持忠誠，甚至當蘇聯解體後，國際上的領導者們迫使他為緩解世界經濟領袖們的恐懼而放棄這個長期聯盟時也是如此。此外繼任曼德拉擔任總統的塔博·姆貝基(Thabo Mbeki)和雅各布·祖馬(Jacob Zuma)也沒有出現，他們都曾在談判中擔任重要角色。

祖魯人的政黨因卡塔黨曾與非國大的支持者們在小鎮中鬥爭多年，片中也同樣沒有提起他們，這樣觀眾會很難理解90年代初期南非小鎮的「內戰」中，究竟是誰在作戰，他們究竟是為什麼而戰。片中那段時期被用來描繪曼德拉是如何從早期接受暴力手段，過渡為出獄後極力堅持和解與和平，以及不同勢力對這個策略的分歧是如何破壞了他的婚姻。片中也涉及那些年間溫妮有爭議的行為，但沒有拍攝針對她的嚴重指控。

至於在那段時期崛起的年輕領袖，以及在當今南非政府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片中只提到了帕特里克·勒科塔(Patrick Lekota)，他綽號「恐怖」，這個名號源自他踢足球的風格。片中他的戲份很少，時任聯合民主陣線(United Democratic Front)的領袖，這是當時較為激進的組織之一，認為非國大的「老傢伙」們已經喪失了鬥爭精神。

乍得維克是一位來自曼徹斯特的英國導演，他以肯·洛奇(Ken Loach)緊湊激烈的現實主義影片為靈感來源，和編劇協作，在這片充斥着事件與人物的灌木叢中開拓出富於情感的小徑。乍得維克說，自己決心讓影片儘可能成為「沉浸式」的。

「我們希望它給人當時就在現場的感受，」他說，「一切都必須是360度全方位的呈現。」

重塑那個年代的小城鎮是項艱巨的任務。索韋托的街道一度布滿碎石，如今已被鋪平，房子周圍的鐵絲網換成了水泥牆，很多房子外面還停着簇新的汽車，這在當年可是聞所未聞。攝製組還很難弄來當年在小鎮上執行恐怖統治的裝甲軍車與國內安全部門無處不在的黃色麵包車，它們不是已經銷毀就是送進了博物館。克里普鎮一片破舊的商業區是索韋托最古老的街區之一，片中只能用它來代替索菲亞鎮——一個約翰內斯堡的黑人區，奉行種族隔離的當局曾在那裡狂熱地強制推行種族隔離制度。有些場景是在羅賓島發生的，當年曼德拉就被關押在那裡，如今監獄已經變成了博物館，設置者們只好建了一個背景，仿照當年的樣子蓋了監獄的中心庭院和幾排牢房。

要演繹這樣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艾爾巴的緊張心情可以理解，特別是他在外形上與曼德拉並不太相像。他試圖通過模仿曼德拉獨特的講話方式和晚年痛苦的蹣跚步履來塑造這一角色。

「我一般對自己配音的演員格外挑剔，」艾爾巴說，「除了少數幾個格外有天賦的人，比如丹尼爾·戴-劉易斯(Daniel Day-Lewis)。我覺得這沒什麼用處。但是我們給觀眾帶來一個外形完全不像的曼德拉，這已經夠打擊他們的了，所以我知道自己得做點什麼別的。」

艾爾巴說，拍攝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小插曲，令他相信自己是對的。

第一周拍攝時，他就要拍一場曼德拉在南非電視台上所做的歷史性講演，勸告他的支持者們放棄暴力鬥爭，接受和平進程（「我們無法贏得戰爭，」他告訴他們，「但是我們能夠贏得選舉」）。一位年長的聲音技工事後特意來告訴他，曼德拉做那次講話時，正好是他做的調音。

「他告訴我，我的表演不可思議，我想，『好吧，我的路子走對了，』」艾爾巴說。

珍德茲·曼德拉說自己已經多次看過這部影片，但迄今都是和許多觀眾一起。「我得隨時注意自己的反應，」那天下午，她準備去曼哈頓的時候說，「我需要獨自一人觀看這部電影。我想只有到那時我才能夠全心全意地去感受它。」

父親離開家庭投身於非國大的秘密活動，後來又進了監獄那段，尤其令她感到辛酸。還有他被釋放後，因為有太多工作急需處理，令他仍然無法親近家庭。

「我曾經開玩笑說，至少他在監獄那段日子裡，我每月肯定還能見他兩次，」她說。此外，他出獄後帶來的是和解的信息，而不是她和母親以及許多小城鎮的激進分子們所渴望的軍事勝利，這也令她感到憤怒。

「我只是不相信人們能在一夜之間就改變心意，」她說。

如今，她說自己已經很少和自己的孩子以及曼德拉的其他孫輩們談起那些艱難的歲月，擔心這樣會背離父親的和解政策。當時曼德拉卧病約翰內斯堡家中，戴着呼吸機，希望痊癒後能到庫努村旅行，那是東開普省的一個小村莊，曼德拉就是在那裡長大成人。她說，父親希望自己能在那裡與世長辭。

那個時候她知道，納爾遜·曼德拉漫長的人生軌跡即將走到盡頭。

「理智上，我知道他就要死了，」曼德拉女士說，「但從感情上，我還沒有做好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