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日子與大時代

周奕成

一本以「生活風格」為主題，在2012年創刊的台灣雜誌，取名叫做「小日子」。這個名稱，比任何雜誌內容或其所欲彰顯的生活風格，更適切地說明了這些年來屬於某些群體的社會特質，而成為一個完美的時代隱喻。

「小日子」這名詞（非指該雜誌）所反映的是一種自憐、自滿的生活觀：對於所有小小的，只要是發生在自己或身邊的事情，都給予高度的重視，而又急於讓人知道或邀請人來窺視，目的是搏得讚嘆或同情；讓自己容易滿足，從許多微小的事情上獲得幸福感，而忽略或忘記那些做不到的目標。

但人的生活觀並不完全是自己選擇的，而往往是社會經濟環境影響下的結果。「小日子」在台灣所反映的其實是對於大環境現實的無力感－－人們對於能夠影響整個國家前途的可能性是悲觀的，甚至對於個人前途也不敢抱太大野心，於是將注意力放在生活周邊的微小事物上。

過過小日子也沒有甚麼不好，問題是在小日子可以過多久？平靜的小日子過得不知不覺中，會不會動盪的大時代就突然來臨呢？如果年輕人只會享受小日子，大時代來了有沒有辦法面對呢？沉醉在小日子之中的人們也該想想這些問題。

從全球視野來看，小日子的未來其實很不確定。二十年前已有思想者斷言大時代結束，小日子永臨。九零年代初年美國學者Francis Fukuyama提出「歷史終結論」，指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衝突已經塵埃落定，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人類歷史的大規模擺盪至此終結。

「歷史終結論」很快就被Fukuyama自己的老師Samuel Hungtinton的「文明衝突論」所駁斥。Huntington指出，即使沒有意識形態的衝突，未來的衝突將發生在各個文明與宗教認同之間－－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衝突，或西方文明與中華文明的衝突。

這二十年來的世界局勢，其實仍是動盪衝突的。九一一事件與中東的殺戮證實了文明衝突確實成為新的世界特徵。雖然如Edward Said與Noam Chomsky等重要思想者曾批判文明衝突論是為美國霸權提供辯護，不論如何，冷戰結束之後人類世界仍沒有迎來真正的小日子，相反地，新的大時代正在醞釀中。

文明衝突的背後，除了宗教因素，還有地緣政治與能源爭奪的面向。歸根結柢，經濟資源的分配還是衝突的主因。二十一世紀人類世界最根本的危機在於生活資源的逐漸匱乏與分配不均，明白講就是人類與大自然的衝突，以及階級與階級的衝突。這樣的衝突是即使沒有文明與信仰問題，都會重新來到的。

甚至全球性的戰爭都不無可能再爆發。英國皇家國際研究院的資深研究員Charles Emmerson日前發表了一篇具爭議性的文章《災難前夕》，他分析2013年的世界局勢在許多方面頗類似於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狀況。不論2013年是否真的很像1913年，Emmerson試圖警告人們，不能將這個世界現有的運作系統視為理所當然。

歷史尚未終結，資本主義的勝利只是局部的，屬於上個世紀的意識形態衝突雖然未必重演，但可能很快就以新的形式再度出現。台灣社會之所以還沉醉在小日子裡，還沒有深刻感受到大時代的再臨，可能是出於遲鈍也可能是自我蒙蔽。但事實上台灣完全沒有機會逃脫這大時代的再臨，因為台灣就在新的世界局勢的核心，也就是中國與美國的合作與衝突之夾縫間。對即將來臨的大時代做好認識與描繪的工作，幫助我們的新世代預做接受衝擊的準備，為此我們必須要先從迷人的小日子裡抬起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