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怡
I.F.Stone是一位美國的獨立報人，一九八九年去世後，寫他的傳記超過五本，討論他事蹟的文章至今不斷，在部落格興起後，美國知識人曾讚譽他創辦的《I.F.Stone's weekly》，是他那個時代第一個政治評論部落格。他為以色列的建國發聲，後又公開支持巴勒斯坦人；他是第一個跳出來反對美國開啟越戰的媒體人，在二十年越戰期間，不懈的為中南半島的弱勢國家及人民辯護及請願，這場戰爭中，越南及周邊國家的死亡人數，估計從八十萬到三百萬人。
1988年，史東攝於他家中的辦公室。
史東（I.F.Stone，1907～1989）的本名是以撒多費恩斯坦（Isador Feinstein），大概很多人從這個姓可以看出他是猶太人，後來美國新聞界喜歡暱稱他Izzy。據說他是一九三七年開始以I.F.Stone做為筆名的，倒並非特意要隱藏自己是猶太人，或許是「石頭」（stone）的堅固不移做為自勉吧。他從不諱言是猶太人，有一次看電視照到自己，驚歎道：「天啊，我看起來簡直像隻猶太牛蛙！」寫評論時，他還常拿族群開玩笑：
「在我們聽高華德講話時，很難想像他竟然有一半的猶太血統，因為他說起話來，似乎比正常的異邦人（非猶太人）還要反猶太。至於安格紐嘛，即使是在共和黨的集會裡，每個演講都極盡陳腔濫調之能事，令人倒盡胃口，安格紐的演講一定是集陳腔濫調之大成，尤其他那篇推舉尼克森做為共和黨候選人的演講。如果產生先知以賽亞的猶太族群會產生高德華這種人，或是產生雅典政治家培里克利斯（Pericles）的希臘族群會產生安格紐這種人，那麼或許我們應該把國政再交還給白種盎格魯薩克森的基督教徒（WASP）了。」
雖然大家看到這段都莞爾一笑，一般評論家卻不會敢這麼直言。史東不一樣，他一向以無黨無派的獨立新聞人身份出現，不屬於任何利益團體，也不怕被戴帽子。而有趣的是，很多他同時代的美國新聞人怕讓人誤會和史東有交情，譬如聖路易郵快報（St.Louis Post-Dispatch）的達德曼（Richard Dudman）在一九五四年曾邀請史東聚餐，餐會進行到一半，達德曼就被一名在美國通訊局（the U.S. Information Agency）的與會者帶到廚房，生氣地說：「你怎麼同時邀請史東和我一齊到你家？我會沒頭路的。」
另外一個例子，是一九七一年史東獲頒波克獎（George Polk Award），此獎是為了紀念在希臘採訪人民反抗運動被殺的喬治波克，由布魯克林大學新聞中心所提供的新聞傑出貢獻獎，當年的得獎人還包括哥倫比亞電視公司的克朗凱（Walter Cronkite），頒獎酒會的記錄片中，有個鏡頭是史東和克朗凱站著交談，史東神情自若、口若懸河，盛讚克朗凱節目中對美國國防部的揭發報導，克朗凱卻有些不知所措，一下摸摸鼻子，一下碰碰眼鏡，因為怕被人誤以為和史東走得很近，會影響了自己的人際關係。
史東究竟是誰？為什麼這樣一個獨立報人，會是大家敬畏有加的人物。我們不妨重頭說起。
十四歲的報人
一九○七年史東生在費城，父母親是從俄國移民美國的猶太人。在十四歲那年，他創辦了一份名為《進步》（The Progress）的報紙型月刊，主張第一次大戰的戰勝國應放棄戰禍的賠償權，常引用甘地的話或希臘神話等等。他興致勃勃地，每天放學就騎著腳踏車為自己的刊物拉廣告，業務蒸蒸日上，功課卻一落千丈，最後從父命停刊。
十五歲那年，有個叫史登（J.David Stern）的人走進史東父親位於新澤西州哈登菲爾（Haddonfield）的乾貨店，說「我是新澤西坎登晚報（New Jersey Camden Evening Courier）的老闆，令郎聲名遠播，我能聘請他採訪這個地區的新聞嗎？」就這樣，史東開始了他的新聞職業生涯，一路半工半讀，直到上了費城大學三年級，漸漸對於學院裡的陳腐氣息感覺不耐，「我當時一派浪漫，覺得學歷無用，倒是報館裡的油墨味兒吸引人，便決定休學。」一離開學校，他便成了費城詢問報的記者。
雖然是大學中輟生，史東的博覽群書是頗富盛名的。依據曾跟史東工作過的佛蘭特（Peter B. Flint）的描述，史東位於華盛頓特區西邊面對洛克溪公園的住家，有好幾面牆都是書，從地面到天花板，架子上是希臘文的、拉丁文的、希伯萊文的、英文的、法文的、德文的書，直到史東晚年，還總是說：「啊，還有那麼多書要唸，那麼多東西要學。」大學裡讀哲學的史東，七十歲以後還自學希臘文，寫作了《蘇格拉底的審判》（The Trial of Socrates）一書，這也是他一生唯一的暢銷書。
在自學過程中，史東自認最早是受了傑克倫敦《馬丁伊登》（Martin Eden）的影響，然後是史賓塞（Herbert Spencer）的最高原則（First Principle）使他成為無神論者，緊接著，克魯泡特金（Kropotkin）成了他的偶像，恩格斯的《科學的社會主義與烏托邦》促使他加入社會黨，成了新澤西州執行黨部的成員，當時，他還不到投票的年齡。（註6）佛蘭特說，一九七一年史東曾說：「我在『新左派』出現之前，就已經非常新左派了。」但是他對於蘇聯的東歐集團攻擊不遺餘力，在一九五六年從蘇聯旅行回來後，更直言：「那裡的工人，比西方福利國家的工人更受到剝削。」
因為史東傾左的政治立場，使他在一九五○年代以後被掛上紅色標籤，在一九八九年去世後，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於一九九四年還煞有其事地公布秘密檔案，說他領蘇聯薪餉超過二十年，以辦雜誌為幌子，行蒐集情報之實，但後來遭到各方面舉證駁斥，紐約時報認為：「這種指控不但令人厭惡，而且實在很怪異。」華盛頓郵報則說：「記錄完全錯誤，而且有毒。」（註7）中央情報局才縮著脖子不再作聲。該份公布的檔案，據說有四又四分之一英吋高，厚達一千七百九十四頁，依據資訊自由法，已向一般大眾公開；這表示，F.B.I.曾經以大量的納稅人的錢，對史東進行了數千小時的跟蹤與監視。「比較起F.B.I.的局長胡佛，麥卡錫只能算是『小巫』了。」一位英國的作者這麼說。
漫畫中的胡佛（J.Edgar Hoover，1895～1972），他也是F.B.I.的創始者，1923至1972他去世，一直擔任該局局長。
構陷了很多人的麥卡錫（Joseph McCarthy，1895～1957），據說比起胡佛還算「小巫」。
但是據《國家》雜誌（The Nation）編輯納瓦斯基（Victor Navasky）的講法，史東不但是個馬克思主義者，還立志要綜合馬克思和傑佛遜，不僅要為弱勢者講話，也要使政府公權力的運作完全呈現在公眾眼底，成為人民可以監督、公評的理性行為。
早在一九三○年代，史東在反對希特勒的「人民陣線」（the Popular Front）即十分活躍。一九三三年，他跳槽到紐約郵報（the New York Post），在郵報工作期間，是羅斯福總統新政的大力支持者，他的第一本書《法庭的裁決》（The Court Disposes，1937），就是批判法院在阻礙新政中所扮演的角色。一九三九年，史東離開紐約郵報，成為《國家》雜誌派駐華盛頓的編輯，他的第二本書《例行公事》（Business as Usual，1941），是在攻擊美國政府疏於備戰。第三本書《巴勒斯坦地下行動》（Underground to Palestine）講的是二次大戰後的東歐猶太人移民問題，在那段期間，史東和錫安主義者立場大致相同，贊同成立以色列國，出版《這就是以色列》（This Is Isreal），但是在一九六○年代，轉而支持巴勒斯坦。
史東的《巴勒斯坦地下行動》
一九四○年，史東加入PM晚報的陣容，該晚報在一九四八年走下坡，改名為紐約星報（The New York Star），然後再度易名為每日指南報（The Daily Compass），終於在一九五二年停止發行。身為冷戰的批判者，史東出版《韓戰背後的歷史》（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Korean War, 1950～1951，1952），這是他一生十四本書中較廣為閱讀的一本，認為是南韓挑起戰端，而美國也樂得介入朝鮮半島的戰事。
受到創辦個人政治週刊《其實》（In Fact）的席爾茲（George Seldes）的精神感召，史東於一九五三年接收了原PM的五千名訂戶，創辦了《史東週刊》（I.F.Stone Weekly）。創刊的前幾年，他在保守的政治氣氛下，對任意給文化界人士扣紅帽的麥卡錫主義以及種族歧視，予以毫不留情的批評，因此被美國參議院的國內安全委員會列在八十二位最活躍的共黨份子名單中。在一九六四年東加灣事件後，史東更是美國新聞界唯一敢於向詹森總統挑戰的報人。
介紹史東及其週刊的記錄片
史東週刊是四頁的新聞信，一九七○年代銷路達七萬份。
席爾茲（1890～1995）是美國另類報人的典範之一。
在一九六○年代，史東始終如一的批評越戰，《史東週刊》的銷路上衝至二萬五千份，到一九七一年停刊前，更到達七萬份。他經常受邀到年輕人的反戰集會演講，主張「年輕人就是應該起來叫囂、反對！」他支持反對聲音的原因是：「做為一個終生的反對者，我深深了解：任何失敗都不值得憂慮，倒是任何的成功都值得反省。任何洞見都有可能退化成教條，任何生動的思想，都有可能僵化成無生命的、黨的方針。原來是理想的護衛者，竟或成為理想的羈絆者。每個解放都隱藏著奴役的種子。」
史東又說：「我們的當務之急是結束越戰，是瓦解我們社會中的好戰氣息，我們要解救黑人及各個有色人種，使他們能夠過著合於正義的生活。這就是年輕人的任務。儘管青年人的叫囂及反對造成社會的困惑及不安，但是我們要知道，他們的不妥協，正是我們可寄託的希望。」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史東健康狀況亮起紅燈，在親友的勸說下，他決定結束當時已改為雙週刊的新聞信。臨別感言中他寫道：「因為辦這份刊物，我度過了最歡樂的歲月。能夠給各種受壓迫者帶來一些安慰，能夠記錄我看到的真相，除了我自己力有未逮之處以外，能夠毫不妥協地改進刊物的品質，能夠根據我內心的指引，去盡量符合一個報人的理想形象，此外，還能夠藉此養家活口……請問各位，我尚有何求呢？」
八十歲的記者
要了解史東的思想，除了上述的幾本書之外，還有《戰爭時期》（The War Years：1939～1945）、《杜魯門時代》（The Truman Era：1945～1952）、《構陷的五○年代》（The Haunted Fifties，1969 ）、《痛苦的時候》（In a Time of Torment：1961～1967，1967）、《辯證與預言》（Polemics and Prophecies：1967～1970，1970）、《肯特大學殺戮事件》（The Killings of Kent State，1971）。一九七二年，英國企鵝叢書為他出版了《I.F.史東讀本》，收錄了他在史東週刊及雙週刊上發表的精彩評論。
史東在一九八九年以八十一高齡去世時，幾乎已成了美國的「鎮國之寶」，曾有作者說，假如布希總統把《史東佳作選》列入他的夏日讀物，或許美伊戰爭就不會發生了。
《史東佳作選》現仍有不少新的讀者
據史東傳記的作者麥佛遜（Myra MacPherson）說，史東的成功是建立在像「獵狗似的不屈不撓」（hound-dog tenacity）的精神上，史東假設「政府都撒謊」（all governments lie），然後詳閱政府各項公開文件，不斷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常常有超乎一般媒體的表現。（註14）在一次訪問中，史東說：「醫師一度警告我會耳聾，所以我很少去旁聽會議，沒想到因禍得福，因為對於資料的對照與研究，往往比人在現場更容易專心。而我的立場也不利於我做採訪，沒有人敢告訴我任何事情，我沒有內線，即使我有內線，人家也不相信我有內線。」他選擇以讓政府不斷穿幫來告訴人們真相。甚至從不和任何政治人物吃飯交際。
史東的傳記之一：《政府都撒謊》
史東的傳記之一：《美國激進份子：I.F.Stone之生平與時代》
史東曾以尼克森為例，尼克森這麼告訴美國民眾：「我在艾森豪任內做了八年副總統，一九六一年離開白宮時，美國在越南沒有戰鬥，美國在越南沒有駐軍！而八年之後，我回到白宮就任總統，這時卻有五十四萬美軍駐防越南，戰鬥正在進行，有三萬三千名美國的子弟兵死於越南。」而史東指正道：「如果尼克森早點當上總統，美國子弟兵或許會早十年上戰場，而且也死得更早些！」
事實上，根據官方紀錄，尼克森去過越南多次，每去一次，美國政府的介入便更深一些。史東說：「一九五三年底，尼克森第一次去河內，目的正是勸法國人不要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一九五四年，尼克森第二次去越南，他不但勸法國人不要採用和平協商，而且主張美國應以武力介入越南政局；一九六四年八月，尼克森宣稱，美國不但應以武力介入越南政局，且必須以武力徹底『解放』北越；一九六七年詹森執政時，尼克森又大力鼓吹美國應加派五十萬軍隊，進入越南戰場，他並且說：『這樣做才能減輕美軍的傷亡。』」
越戰給越南留下無可回復的傷痕
這是美軍轟炸後一個著名的鏡頭，成為反越戰最好的理由。
這是華盛頓的越戰紀念碑。美國在越戰中戰死了58220位同胞。
以下是史東的評論：「這樣的一個尼克森，先是恨不得美國子弟兵早點上戰場送死，再是屢次讚揚甘迺迪政府介入越南戰局，然後鼓勵詹森政府再介入深一點兒，再深一點兒……這樣的一個尼克森，現在居然回過頭來，告訴我們他什麼責任也沒有。他真是把我們都當成白癡看待了！」
有一次，史東對訪問者說：「人家稱我為『investigative reporter』（深入報導者），其實根本不是，我只是在一堆破銅爛鐵中找出寶物來。很多事實個別看沒什麼意義，組合起來就有故事了，我只是還給它可貴的原來面目，使它變得更有可讀性、更幽默和更高雅些。這些寫作沒有任何聳動性，也很難上得了頭條新聞，但是就因為我了解，我也希望藉著刊物，使大家都能了解它們。」
《蘇格拉底的審判》是史東唯一的暢銷書
史東是六十四歲因病退休的，退休後，竟然為了一解蘇格拉底究竟為何獲罪，自學希臘文，寫下《蘇格拉底的審判》一書。他讀遍相關原典，終於查出在蘇格拉底生前，民主發源地發生過兩次流血政變，第二次政變後，實行恐怖專制十三人團中，有多位曾是蘇格拉底的學生，該政團曾殺死一千五百名雅典公民，被推翻後，雅典政治家們覺得他對學生的教誨中，含有不信任民主政治的成分，事實上，「暴民政治」（mobocracy）這詞即出自蘇格拉底之口，他覺得與其讓一般百姓經由投票選出執政者，不如交由「專家」執政；雅典政治家們認定蘇格拉底煽動知識份子，是民主制度的潛在敵人，非除之而後快。這些事實，蘇格拉底的子弟如柏拉圖或色諾芬，在做現場記錄時有心掩蓋，故後人對蘇格拉底的審判都感到模糊，不知他為何而死。
換句話說，史東是隔著兩千四百年的時空，在做他的老本行──調查報導。雖然該書完稿時，史東已年近八十，全書文氣仍沛沛郁郁，說理的清晰不減當年。他在《蘇格拉底的審判》的前言中談到寫作動機：
「我出版史東週刊達十九年，因為得了狹心症被迫停刊，退休後，我決定研究人類的思想自由史，不是一般的『自由』，這種自由充滿曖眛性，有人還以為強者剝削弱者也是一種『自由』，我指的是言論自由與思想自由。我動起做研究的念頭，是我相信無論一個社會自認是烏托邦的社會，或是自由主義的社會等等，生活在其中的人們若沒有言論自由，就不是個好的社會。我希望這個研究會對下一代有所助益，不但應盡力維護言論自由，使它不受來自各種動機的威脅，而且要幫贊共產世界裡的異議者，使他們走上解放之路，讓馬克思與傑佛遜可以並存。」
史東一度對他的妻子（也是他辦史東週刊的唯一助手）說：「他們把我從新聞界放逐，但如果我堅持得夠久的話，我將成為社會體制的一部分。」這點，他算是做到了，他去世後，不但紐約時報寫了長長的悼文，連時代週刊也向他致敬。
「我覺得人人都像比哥馬利恩（Pygmalion，希臘神，愛上自己所作畫中的女像），花上畢生時間塑造自己，而正因為塑造自己，不管塑造得好或不好，他也同時塑造了自己的前途。」（註19）史東從事新聞工作的一生，映照了美國二十世紀的政治路徑，正是史東這句話的最好註腳。
I.F.Stone(1907～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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