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下一步變革有兩個因素非常重要：一個是理念，一個是領導力，這是我這幾年一直強調的東西。理念可以正確可以錯誤，領導力可以弱可以強，最好的組合是正確的理念、強的領導力，最差的是錯誤的理念、強的領導力，當然還有次好的。強的領導力兩個極端都有可能，但變革期間沒有強的領導力真是不成。中國過去60多年的歷史大體是這樣的情況，前三十年領導力強但理念錯了，是最糟糕的。改革前25年有好的理念和一個比較強的領導力。過去十年之所以倒退是因為我們的理念倒退了，好在我們的領導力不是很強。
現在改革，阻力確實很大，但大家不要以為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沒有阻力，沒有既得利益集團，任何體制下都有既得利益集團，如果沒有既得利益集團，計劃經濟不可能維持那麽久，蘇聯也不可能維持那麽久。改革前25年和我們現在最大的區別不是有沒有改革的阻力，不是現在的阻力比那時強大得多，而是那時改革動力比現在強得多，那時候從上倒下有一批人以改革本身作為使命，沒有那麽多功利主義計算，現在不是這樣了，都在等別人改。
比較麻煩的是我們有一些理念陷阱，這些理念陷阱嚴重地阻礙著我們的改革。
第一個理念陷阱：“中國模式論”
“中國模式論”是一個非常錯誤的理念，一些人以為我們過去35年走過了西方兩百年的道路在於我們的模式好，我們不僅要堅持，外國人也要向我們學。事實上，我們35年的高速發展是因為後發優勢，我們其實是一種寄生經濟，別人在修路，我們在走路，我們走得快是自然的，並不證明我們比別人偉大，也不證明我們的體制優越。自由體制創造的很多技術和管理方法可以被非自由體制所使用，非自由體制在某個階段可以有很好的經濟增長，但不要以為沒有自由仍然可以持續發展，因為我們現在的經濟是建立在別人自由的基礎上，看看現在所有的技術成就，我們中國人在用在電腦、手機，在開汽車，在上網絡，但這些都是自由體制下創造的，不是非自由體制創造的。抄別人的作業得高分，並不證明自己聰明。
第二個理念陷阱：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關系
有人認為中國過去30多年的經驗證明，政治體制不改革，經濟體制照樣可以市場化，經濟仍然可以高增長。我認為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如果政治體制不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的空間比較小。
中國人過去認為權力是打下來的就有正當性，靠流血犧牲獲得權力就有正當性，但這種正當性現在面臨挑戰：第一，人們越來越不再認為通過流血建立政權就是正當的，年輕一代尤其如此，盡管歷史上大家認為是正當的。第二，即使通過流血建立的政權是正當的，隨著時間推移也不能總吃老本，不能永遠以此為基礎。這其實是儒家的觀點。
第三，過去中國人接受的一個權力的正當性是，不管你的權力怎麽來，來路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做什麽、做得如何。如果你給人民帶來了利益，使人民生活安定、幸福，我就擁護你。我想這是鄧小平心裡想到的，他意識到沒有辦法只按原來的權力來源執政，所以要形成新的正當性，就是給人民帶來好處。但現在有一個問題，從民眾的需求來講，物質是一方面，物質生活到一定程度後，人們不會只滿足於物質的東西，如果一個政權只讓你有飯吃、有衣穿、有房住，一定階段可以，但過了一定階段後可能有問題。人需要尊嚴，需要自由，憑什麽不能想、不能說？人們天賦的一些基本權利我們必須承認。如果始終不承認個人的天賦權利，包括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那我覺得任何統治的正當性都會受到懷疑。這就涉及到民主化，民主化本身就尋找一種新的正當性來源。我想不管怎麽樣，中國要找到一種體制，這種體制的正當性能被人們普遍接受。這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含義。
第三個理念陷阱：多人認為現行體制對既得利益者好
我在幾年前有一個觀點：我們這個體制之所以要改革是因為對所有人都不好，對既得利益也不好。為什麽他們認為對自己好？因為他們無知或者不明白。人類的許多沖突都是由無知導致的，這就叫“聰明反被聰明誤”。看看那麽多既得利益集團出事了，包括我們北大畢業的薄熙來，假如不是這樣的體制，他能落到這樣的下場嗎？所以既得利益者不要被眼前利益遮住了雙眼，一定要認識到：有人權比有特權好。今天有特權但沒有人權，有特權保證你在位時可以得到別人得不到的東西，沒有人權意味著隨時處在高度不安全中。在焦慮中生活的人不可能是幸福的人，不論他有多少財富和特權。
第四個理念陷阱：國有企業是共產黨執政的基礎
我認為這個觀念完全錯誤。是先有共產黨執政才有國有企業主導，不是因為有國有企業主導才有共產黨執政。當年國民黨已經有了一部分國有企業，但還是被推翻了。中國共產黨執政不是靠自己控制的物質資產，而是靠理念。如果國有企業是共產黨的執政基礎，那共產黨永遠不可能執政。反過來，國有企業一統天下也不能保證執政，蘇聯垮臺前國有企業就是一統天下，但還是跨了。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在蘇東劇變的情況下維持政權穩定，是因為改革開放發展了私有企業，解放了生產力，讓人們變得富有了，這一點鄧小平看得很清楚。可以設想，如果中國現在把民營企業都國有化了，共產黨很快就沒有辦法執政了。反之，如果把大部分國有企業民營化了，共產黨的統治就更穩固了。在我看來，對維護共產黨的執政而言，國有企業已經變成了實實在在的負資產，因為它們的低效率降低了人民的生活和政府的財力，它們導致的不公平、腐敗和道德墮落引起了人們的強烈不滿。
第五個理念陷阱：槍桿子里出政權
這個觀念也是錯的。槍桿子里能出政權的話，那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政權會被推翻，因為槍桿總是在現有的統治者手裡。政權的真正基礎是人們有關權力正當性的觀念。當人們認為某一種政權的合法性或者正當性已經喪失的時候，這種政權再多的槍桿子也沒法維持，因為槍桿子會跟著理念走。看看近代史，我們經常說100多年前滿清王朝是被武昌起義推翻，但武昌起義就是一個軍營起義，就打那麽幾槍，能把那樣一個帝國推翻了？滿清之所以垮臺，是因為人們的觀念變了，好多人認為滿清已經沒有正當性了，武昌起義只是一個導火線，或者說是一個信號彈，協調了人們久已期待的行動。武昌起義之後，十幾個省就自己宣佈獨立了，皇帝的聖旨、聖諭、懿旨突然沒人聽了，所以它就癱了。當年國民黨的武器比共產黨先進得多，為什麽共產黨的“小米加步槍”能打過國民黨的“飛機加大炮”？因為人們的觀念變了。當時的國民黨政權壓迫人民，沒有自由，沒有民主，大家覺得它沒有了正當性，好多知識界的人士都跟共產黨走了，甚至許多國民黨的軍隊都投誠了，因為共產黨能使人民得解放。
第六個理念陷阱：政府的權力越大，政府越強大
這個觀念混淆了權力與權威、權力和能力。歷史和現實都證明，最強大的政府不是權力不受限制的政府，而是權力受到限制的政府，這就叫“有限政府”。原因在於，政府和老百姓之間實際上是一個博弈，得不到老百姓信任的政府不可能是一個強大的政府。以英國為例，在光榮革命之前，英國政府的權力可以說受到的限制很少，國王可以隨意單方面修改國債借款條款，可以拖延、甚至拒絕支付債務，也可以利用外國商人瓦解國內債權人之間的聯盟。如果國王不還錢，債權人一點辦法都沒有。結果是，所有有能力給政府借錢的人都不願意借錢給政府，英國的國債規模長期在200萬英鎊上下徘徊。光榮革命之後，英國實行了所謂的”君主立憲制”，也就是說，君主權力受到憲政約束的體制，在這樣的體制下，國王和政府的所有權力都在法律之下，如果政府賴賬，國會可以廢除國王。結果是，政府得到了老百姓的信任，其舉債能力大大提高了，九年後政府的總債務就上升到1670萬英鎊，之後又繼續提高，強大的債務融資幫助英國在歐洲取得了霸主地位。 現實觀察也表明，真正強大的政府是實行憲政和法治國家的政府，而不是人治國家的政府。憲政和法治可以理解為政府對老百姓做的承諾：政府依法行事，接受老百姓的監督；政府不僅保護個人的基本權利不受其他人的侵犯，而且要把尊重這些權利作為對政府行為的限制。在憲政體制下，政府更受到老百姓的信任，所以政府的力量反倒更強大。人治的政府看起來強大，其實很脆弱——至少從長期看是這樣，因為它得不到老百姓的真正信任。
以上這些錯誤理念是中國下一步改革非常嚴重的阻力。中國的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須走出這些觀念陷阱。這就是解放思想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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