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也可以致命

紐約時報

儘管職業人士可能會哀嘆自己工作時間長，事業壓力大，但他們面臨的，只是一般意義上的壓力(stress)，還有另一種壓力（首字母大寫的Stress，作為心理學名詞通常譯為「應激」——譯註）。前一種可以被認為是能控制的、儘管令人不愉快的生活的一部分；如果適度的話，那種壓力甚至可能會增強一個人的勇氣。而後一種則能導致死亡。

不同之處在哪裡呢？科學家找到的解釋具有不可思議的主觀性，他們提出，當面對一個應激源時，一個人越覺得無助，該應激源的影響就越有害。

這種掌控感往往會隨着人的社會經濟地位的降低而減少，隨之而來的是可能的嚴重後果。社會經濟地位最低的人過早死亡的幾率，是社會經濟地位最高的人的三倍多。地位低的人也更可能患抑鬱症、心臟病和糖尿病。或許最具毀滅性的是，小時候體驗了貧困應激的人，其後果可能會延續到成年時期。

即便是那些後來經濟地位上升的人，可能也會顯露出早年生活艱辛留下的持續後果。科學家發現，他們比那些從未受過窮的人更容易生病。變得更富有或許會降低患病的風險，因為這可以減輕那種無助感，同時讓人獲得更多的有益健康的資源，比如鍛煉、更有營養的食物、更多的社會支持；人們不會絕對地受制於出身。但人生早期的應激影響似乎很持久，給塑造我們的神經系統帶來不利，甚至可能還會加速我們的衰老。

英國流行病學家邁克爾·馬爾莫特(Michael Marmot)把這種現象稱為「地位綜合征」(status syndrome)。他研究了在英國森嚴的等級制度里工作了數十載的公職人員，發現考慮了常見因素，比如吸煙、飲食和獲得衛生保健服務等方面的不同後，仍不能徹底消除這種影響。在健康水平、幸福感以及人生大舞台上的地位之間，存在一種直接的聯繫。他說，「人在社會等級中的地位越高，就越健康。」

馬爾莫特將其歸咎於一個特定類型的應激。不一定是首席執行官面對一份份長長的工作計劃表、或是家境富裕的家長為孩子是否能被名校錄取犯愁時所感受到的壓力。與地位更低的人不同，首席執行官和焦慮的家長都有資源來幫助他們對付所面臨的問題。但窮人，顧名思義，是沒有多少資源的。

因此，馬爾莫特和其他一些人提出，能導致死亡的應激的特點是，缺乏對自己命運的掌控感。研究動物的心理學家稱這種類型的應激後果之一是「習得性無助」。

動物是如何被誘導出這種「習得性無助」的，對我們有啟發意義。對動物進行任意電擊會讓其陷入一種沮喪的狀態，削弱它的學習和記憶能力。但如果動物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電擊的持續時間，它仍能保持適應力。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痛苦和不悅的持續時間，使痛苦和不悅變得不那麼難以承受。

生物學家把這種後果具體解釋為一種無限期持續的「戰逃」反應：腎上腺素大量分泌、心率加快、血壓升高。這種反應對逃避獅子、熊和劫匪是必要的，但如果長期處於這種應激狀態，會讓身體消耗過多。這種反應尤其不利於兒童的健康，因為演化本身決定了兒童神經系統具有很強的可塑性。

事實上，科學家能在幾十年後看到早年生活應激的印記：在經歷過艱辛的人身上，炎症標誌物更多。慢性炎症會增加患退化性疾病比如心臟病和糖尿病的風險。的確，早年經歷過逆境的人的端粒（位於我們染色體終端的東西）似乎更短一些，這可能是加速衰老的一種標誌。而且，科學家還發現，早年的貧窮與成年後更容易患心臟病、高血壓和關節炎有關聯，這種關聯不受目前收入的影響。

「每衰老一點，早年生活應激及其留下的瘢痕組織就會變得越來越難以逆轉，」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的神經生物學家羅伯特·薩波爾斯基(Robert Sapolsky)說，「就醫學干預而言，你永遠不會毫無辦法，但等得越久，你需要解決的問題也就越多。」

該研究讓人們對不同種族在壽命上的差異有了新的認識。在美國，白人比非洲裔美國人平均多活約五年。但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的一名研究人員在2012年曾做過計算，他發現社會經濟和人口因素，而非遺傳因素，能解釋這種差異的70%到80%。其中，影響最大的因素是收入，它對壽命差異的影響超過50%。與此同時，其他一些研究表明，非洲裔美國人對種族歧視（這是一種重要的應激源）的主觀經歷看起來對健康有影響。在女性中，自我報告的歧視經歷與內臟脂肪積累有關聯，內臟脂肪積累會增加代謝綜合征（以及由此引發的心臟病和糖尿病）的風險。在男性中，與這類報告相關聯的是高血壓和心血管疾病。

撇開種族而言，紐約洛克菲勒大學(Rockefeller University)的神經科學家布魯斯·麥克尤恩(Bruce McEwen)把這些關聯稱作是一種「貧窮造成的心理之痛」。他和其他一些人提出社會地位的「生物嵌入」問題。你父母的社會地位和早年間受到的應激水平，改變你的大腦和身體的運作方式，影響你幾十年後對退化性疾病的易感程度。在一項研究中，卡內基梅隆大學(Carnegie MellonUniversity)的科學家讓志願者接觸一種普通感冒病毒。那些成長環境更貧窮的人（以父母是否擁有房產為衡量標準）不僅抵禦病毒的能力更弱，而且所患感冒的癥狀也更嚴重。

匹茲堡大學(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的神經科學家彼得·賈納羅斯(Peter Gianaros)對心臟病感興趣。他發現，自認為父母社會地位低的大學生，對憤怒表情的反應更強烈，這是以杏仁核的反應為衡量標準的，杏仁核是大腦中一個杏仁形狀的區域，它協調對恐懼的反應。他猜測，在人的一生中，對威脅的更強、更快的反應，可能對動脈斑塊的形成有貢獻。賈納羅斯還發現，在對48名女性追蹤了約20年後，她們中報告應激次數多的，與其海馬體的體積縮小有關聯，海馬體是大腦中對學習和記憶很重要的區域。在動物身上，慢性應激會讓這個區域縮小，也影響學習能力。

這些關聯對應激在影響人生成就方面所起的作用提出了深刻的問題。長期以來，人們發現受教育程度和在學校的表現與社會經濟階層有關聯，而且技能方面的不同在生命的早期就顯現出來。一項被經常引用的研究暗示，家長是專業人士的孩子，其3歲時的詞彙量，比來自受救濟家庭的同齡孩子多兩倍以上。這種差異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來自家長的刺激程度不同；更貧窮的父母可能只是更少地跟孩子說話。

但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神經科學家瑪莎·法拉(Martha Farah)還注意到一些差別，這些差別不只表現在孩子吸收的詞彙量上，也存在於可能有助於兒童學習的能力上。她發現，對兒童而言，社會經濟地位與集中注意力和忽略干擾因素的能力有關聯。其他研究者觀察到，家境更窮的兒童，其大腦的前額葉外皮功能有差異，前額葉皮質與計劃和自我控制有關。

法拉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對我說，「你不需要一個神經科學家來告訴你，更少的壓力、更多的教育和各種支持是年輕家庭所需要的。但是，看到大腦圖譜上標出的那些受經濟不利影響而發育得不好的區域，讓人不得不從公共健康、而不僅是機會平等的角度，看待童年貧困的問題。

動物研究幫助我們消除了疑慮，我們所看到的，真的是易生病、易焦慮的個體淪落到社會經濟等級的最底層。在用靈長類動物做的實驗中，相比於地位更高的雌性，地位低的雌性患心臟病的幾率更高。當讓她們吃垃圾食品時，地位低的雌性更快地患上心臟病。母獼猴在自己群體中的地位越低，其與炎症有關的基因就越有活性。地位高的雄性甚至比地位低的同類痊癒得更快。行為傾向也會發生變化。同地位更高的個體相比，地位低的雄性選擇可卡因而非食物的可能性更高。

然而，並非一點希望都沒有。當地位低的成年個體在群體中的地位升高時，它們的基因表達譜能夠正常化。「可能有一些背景影響，它們並非一成不變，」匹茲堡大學(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的博士後學者丹尼爾·哈克曼(Daniel Hackman)說。然而，和人類一樣，早年生活艱辛的痕迹會因神經系統中稍稍不同的連接而存留下來。在一個充滿刺激的環境中與照料者形成培育的紐帶，似乎是大腦的正常發育以及應激反應的健康成熟所必需的。這聽起來簡單不過了，然而這種紐帶，以及支持這種紐帶的更廣泛的社會網絡，正是被貧窮所瓦解的東西。如果你是一位得到的報酬過低且勞累過度的家長，你焦慮、拖欠房租、生活在一個犯罪高的社區，那麼你為人父母的技能更可能有欠缺。考慮到美國的發展趨勢，這一點很令人擔憂。如今，大約五分之一的孩子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這一比例在十年中增加了35%。最近，在對29個發達國家的兒童幸福情況進行排名時，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將美國排在第26位。如果僅考慮童年貧窮，只有羅馬尼亞的情況更糟。

「就更嚴重的不平等導致更大的壓力而言，我們正在南轅北轍地發展，」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健康與社區中心(Center for Health and Community)主任南希·阿德勒(Nancy Adler)說。隨着收入差距的拉大，階層之間的流動性降低了。以某些衡量標準來看，如今在加拿大或西歐實現美國夢的機會比在美國大。而且，雖然美國人的壽命在20世紀末普遍延長了，但壽命延長的大部分是被更富裕的人享有的。自20世紀中葉以來，沒上過高中的人的壽命未曾得到改善。近幾十年來，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白人的壽命還縮短了幾年。

與此同時，全國研究委員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的一份報告發現，與其他16個富裕國家的人相比，美國人一般更容易生病，壽命也更短。我們在20歲以上的成年人糖尿病發病率方面排名第一，在因冠狀動脈和肺臟疾病死亡方面排名第二。日本人吸煙者比美國多，但卻比我們長壽，飲酒更多的法國人和德國人也比我們長壽。考慮到美國在衛生保健方面的人均支出幾乎是位居其後的國家的近兩倍，這種令人沮喪的排名的確讓人吃驚。

然而，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公共衛生學院(School of Public Health)的經濟學家伊麗莎白·H·布拉德利(Elizabeth H. Bradley)的一項分析表明，錢是怎麼花的很重要。她發現，相對於衛生保健而言，在社會服務上花的錢越多，所得到的壽命收益就越大。

現在有人提出，解決健康方面的不平等以及造成這種不平等的原因，不僅從道德上來說是必需的，而且從經濟上來說也很必要。這將讓社會從長遠來看節省開支。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的經濟學家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 )估計，在貧窮孩子身上的投資，日後給社會帶來的年回報率為7%到10%。

早年的壓力和貧窮不只是窮人的問題。全社會都為其付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