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3/2013

看見台灣,看見大陸

紐約時報
全台首部航拍紀錄片《看見台灣》在台北上映,很轟動。我拖了很久才去看,就為避開高峰。結果去的當天依然爆棚,只買到一張最差的票。又過了一段時間,台灣朋友請我看電影,還是《看見台灣》。第一次看的不爽,不妨再看一次吧,我就答應了。不想爆棚依然,只是位置好了點點,稍得安慰。

從影院出來,朋友邊走邊感慨:「哪個社會都有問題。這不,咱台灣也有很多問題。」
他這麼說,是因為電影的後半部,幾乎全是台灣環境污染的鏡頭,都是批評人類的貪婪,人類對大自然過度的索取。用主題曲來說,叫做「拿的那麼多」。

我幾乎不假思索,馬上回答:「是的,都有問題,但性質不同。」

朋友好奇:「怎麼個不同法?」

「你們這電影能公映。要在我們那邊,連選題都通不過,」我說。其實,《看見台灣》豈止可以公映。它一出世就在台灣引爆了劇烈的輿論龍捲風,迫使台灣政府再三再四地道歉,再三再四地承諾改進。

「應該是習慣問題。大陸政府還不習慣公共參與,公共討論。但不急,慢慢會好起來的。」朋友安慰我說。

「兄弟,哪是什麼習慣問題。」我急了,連連搖頭:「你們有問題但更有辦法,所以不怕曝光。我們的問題是根本沒招,只好捂蓋子,結果越捂越爛。」

朋友聽了,長嘆口氣。他是大陸問題專家,何嘗不懂我的話。兩人默默無語,走到影院門口揮手告別。

回頭想想,覺得自己似有失態。大概是「慢慢來」三個字刺激了我。經常有外面的朋友那麼勸我,我知道他們都好心,但聽多了仍不免抵觸。我不同意大陸很多問題是快和慢的問題,不是我們性急,不是我們慢一些、耐心一些就可以解決,而的確很多問題都無解,都屬於不可治理的問題。

就說污染吧。有次半夜飛抵武漢,從半空望下去,我彷彿看到一個碩大無朋的巨盆,倒扣着整個城市。巨盆中的空氣如川流不息的水,但那是多髒的水。我當時就心涼:這是我棲息的城市么?如果每天都在髒水中吐納,有什麼生命質量可言?

但是,億萬同胞,確實都棲息在髒水中,波瀾不驚。以至於有外媒嘲笑:他們面對霧霾不是上街抗議尋求改變,而是寧願天天戴口罩。有辦法的人用腳投票,一走了之,沒辦法的人戴上口罩,忍受一切。誰都明白是怎麼回事,誰都不否認必須改變,但誰都不相信可以改變。

社會問題,社會危機,一定都伴隨社會抗爭。有爭才有變,這本來是社會演進的一般規律。但這似乎不適合中國,中國簡直就是規律的黑洞,抗爭的量級跟污染的量級完全不對等,以致到了可以忽略不計的地步。很多人相信問題倒逼、危機倒逼,但這在中國更多是幻想,不僅很難倒逼出改變,反而不斷地壓低底線,包括壓低道德的底線和公眾的承受底線。

怒其不爭,就成了一種流行的情緒。憤怒的口水不僅噴向當局,也噴向民眾。極端如燒死四十七名無辜乘客的廈門公車縱火案,都有人為之辯解,聲稱遇難者並非真正無辜,因為他們面對暴政沒有挺身而出,客觀上都是同謀,都有原罪。口水滿天飛,幾乎罵遍天下。

「不爭」固然令人扼腕,但追問不能到此止步,還應該再問下去:為什麼不爭?難道,真因為同胞的本性?如果是這樣,那還有什麼希望?「爭」是需要的;但人們容易忽略的是,「爭」並不是無條件的。完全不問情由,缺乏同情的理解,一概罵倒,眾人皆醉我獨醒,這除了盲目的發泄,對社會進步沒有任何價值。

「爭」需要怎樣的條件?還是對比台灣吧。蔣介石時代的台灣,民眾也曾被二二八大屠殺的血腥和白色恐怖的淫威嚇倒,以至蔣介石鎮壓雷震組黨時,沒有任何鎮壓成本可言,因為民間沒有任何像樣的反抗。只是到了70年代中期,一方面隨着經濟騰飛和均富的實現,產生了強大的中產階級;另一方面,戰後出生的新一代成長起來了,他們初生牛犢不怕虎,再沒有父輩的杯弓蛇影。總之社會已經崛起。有了崛起的社會作為植被,就形成豐富的生態。正是靠這整個的生態支撐,才有了美麗島的大規模集結,才有了美麗島被鎮壓後持續高漲的抗爭。持續高漲的抗爭宣告了鎮壓的無效,迫使統治者退讓,也才有了解嚴,有了台灣的和平轉型。

抗爭要有依託,依託就是社會;抗爭要有掩體,掩體就是社會。鼓勵抗爭的浩然正氣固然重要,但創造抗爭的條件即社會基礎更重要。必須坦率地承認,當下中國不只政治腐敗,更大的危機,是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強調的社會潰敗。潰敗的社會不可能組織起有效的抵抗。個人面對利維坦的無力無助,是人性的常態。這種情況下,普通人的怯懦未可厚非,一概歸為原罪過於苛刻。

苛求個人不是出路,關鍵是保衛社會、搶救社會,而這已經刻不容緩。

在我看來,六十年來,中國最大的損失不是政治經濟上的,而在以下兩端:一是文化上,即中華正統文化被徹底切斷,屬於流氓無產階級性質的本土的流寇主義、痞子主義、民粹主義、鬥爭哲學,與同樣野蠻的舶來的斯拉夫專制主義雜交,生成畸形的紅色文化,毒化了民族的文化基因,一百年都難肅清。整個國家成了徹頭徹尾的叢林世界,距仁愛、寬容、和平、理性等普世法則愈來愈遠。

再一個,就是整個民間社會被連根拔掉。公權力的觸角滲透到社會的每個細胞,結果是窒息、扼殺了社會。本義上的社會主義以社會本位為要義,但中國的所謂社會主義恰恰是反社會的。改革時代開啟了經濟自由化的進程,並擴大到社會領域,社會逐步生長起來,公權力有所收縮。但進入維穩時代後,公權力尤其專政機器全面反撲。不惜耗費天價維穩成本,對社會嚴防死守,恐懼一切社會自組織,恐懼一切自由的交流,恐懼一切建立在共識和默契基礎上的自由聯合。

回頭說到台灣。台灣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有憲政體制問題、有司法體制問題,經濟更是十多年走不出低谷。但整個台灣依然安詳、從容。奧妙何在?在於台灣有個好社會。而好社會最重要的秘訣,在於自治。地方是自治的,社區是自治的,大學是自治的。甚至屬於政府的很多職能,也讓渡給了社會。比如辦證和繳費,通常無須找政府,到家門口的7-ELEVEN,多媒體終端機上敲幾個鍵,就全都解決了。市民辦事再方便不過,政府卻為此付出很大犧牲,因為不再需要那麼多人手,很多公務員就只好下崗了。

這反映台灣鮮為人道的一個特點:台灣的民主沒我們想像的那麼好,但台灣的自由比我們想像的要好。政府該退出的領域,統統退了出去,甚至比法定的退得還多。但政府退出後,社會沒亂,反而越來越好。幾乎每個來台灣的大陸同胞,都能感受到社會的井然有序;社會基礎設施的完善、體貼;最重要的是,社會自我調節功能極其強悍。所以台灣不怕有問題。所有社會問題都不難及時發現,進而集中全社會的力量,最大限度解決。

對比台灣,我們最大的短板就是社會。從來視社會為最大的假想敵,為了保衛政權,不惜糟蹋社會。社會自發秩序被破壞,自凈機制難起作用;政府的重心則只在統治不在治理,社會問題也就不能不徹底失控,越來越逼近社會的承受極限,如懸河隨時可能潰決。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新公民運動應運而生。它不是像列寧主義那樣,只有政權的視角,主張政權中心論,而堅信社會才是我們的主場。它不是砸爛,而是建設;不是破壞,而是生長;不幻想一夜而決一擊即中,而是向下紮根,用權利組織社會,培植社會的元氣。本質上屬於社會建設。而社會建設在任何時候都重要,民主化之前則尤其重要。因為民主化之後,社會建設水到渠成;最緊缺也最難熬的只在民主化之前。而億萬生靈不可能等到漫長的民主化之後再來安頓,現在就必須着手。

這也是我認同新公民運動的原因。新公民運動發起兩年多來,我一直沒有實際地涉入,只想做一個觀察者、思考者。但對新公民運動的全面鎮壓把我逼到牆角,我別無選擇。受難者很多是我的兄弟,僅從江湖道義講,都不能壁上觀。更何況在我看來,新公民運動代表一種價值、一種希望,必須守護。不因鎮壓而潰散,而是開始新的集結,抗爭才會持續;唯有持續的抗爭才會讓鎮壓失效,也才會給公權力勘定不可逾越的邊界。所以,鎮壓不應是終點,新公民運動必須接力下去——這是我們的權利,更是我們對社會的義務。

回顧一下20世紀中國史,或更有助於認識社會的重要。20世紀中國史,政治上往往是一部瞎折騰的歷史。無論在朝在野,都是惟政權論,缺乏社會的視角。在朝的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對社會百般鉗制;在野的急於亂中取勝,見獵心喜,巴不得社會越亂越好,苦難越多越好,以至把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等所有中間道路、所有社會建設,都當作「幫閑幫凶」加以冷酷的攻擊。雙方都不惜以社會為犧牲品。結果是神仙打仗,社會遭殃。

這一切,我們受夠了,對社會的糟蹋該到頭了。政治之外,更有社會。社會是我們的失地,社會是我們的原鄉。所謂搶救社會,無非從政治手中收復失地,找回我們的原鄉而已。這一切,且從凝聚權利共識,從落實憲法規定的人權和公民權開始。告別私語,告別怨婦情結,告別政治烏托邦,回到社會,回到生活,從真實的大地上找到力量。這是新公民運動的意義,也是所有權利運動、所有社會建設的意義。彼岸同胞早就看見台灣,回到他們的原鄉,無論怎樣深重的哀愁,都是他們能夠改變的。那麼,我們的原鄉有多遠?改變有多遠?

—寫於2013年12月13日,許志永被正式起訴之日

笑蜀,本名陳敏,曾是《南方周末》報紙高級評論員和《炎黃周刊》雜誌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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