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台灣，看見大陸

紐約時報
全台首部航拍紀錄片《看見台灣》在台北上映，很轟動。我拖了很久才去看，就為避開高峰。結果去的當天依然爆棚，只買到一張最差的票。又過了一段時間，台灣朋友請我看電影，還是《看見台灣》。第一次看的不爽，不妨再看一次吧，我就答應了。不想爆棚依然，只是位置好了點點，稍得安慰。

從影院出來，朋友邊走邊感慨：「哪個社會都有問題。這不，咱台灣也有很多問題。」
他這麼說，是因為電影的後半部，幾乎全是台灣環境污染的鏡頭，都是批評人類的貪婪，人類對大自然過度的索取。用主題曲來說，叫做「拿的那麼多」。

我幾乎不假思索，馬上回答：「是的，都有問題，但性質不同。」

朋友好奇：「怎麼個不同法？」

「你們這電影能公映。要在我們那邊，連選題都通不過，」我說。其實，《看見台灣》豈止可以公映。它一出世就在台灣引爆了劇烈的輿論龍捲風，迫使台灣政府再三再四地道歉，再三再四地承諾改進。

「應該是習慣問題。大陸政府還不習慣公共參與，公共討論。但不急，慢慢會好起來的。」朋友安慰我說。

「兄弟，哪是什麼習慣問題。」我急了，連連搖頭：「你們有問題但更有辦法，所以不怕曝光。我們的問題是根本沒招，只好捂蓋子，結果越捂越爛。」

朋友聽了，長嘆口氣。他是大陸問題專家，何嘗不懂我的話。兩人默默無語，走到影院門口揮手告別。

回頭想想，覺得自己似有失態。大概是「慢慢來」三個字刺激了我。經常有外面的朋友那麼勸我，我知道他們都好心，但聽多了仍不免抵觸。我不同意大陸很多問題是快和慢的問題，不是我們性急，不是我們慢一些、耐心一些就可以解決，而的確很多問題都無解，都屬於不可治理的問題。

就說污染吧。有次半夜飛抵武漢，從半空望下去，我彷彿看到一個碩大無朋的巨盆，倒扣着整個城市。巨盆中的空氣如川流不息的水，但那是多髒的水。我當時就心涼：這是我棲息的城市么？如果每天都在髒水中吐納，有什麼生命質量可言？

但是，億萬同胞，確實都棲息在髒水中，波瀾不驚。以至於有外媒嘲笑：他們面對霧霾不是上街抗議尋求改變，而是寧願天天戴口罩。有辦法的人用腳投票，一走了之，沒辦法的人戴上口罩，忍受一切。誰都明白是怎麼回事，誰都不否認必須改變，但誰都不相信可以改變。

社會問題，社會危機，一定都伴隨社會抗爭。有爭才有變，這本來是社會演進的一般規律。但這似乎不適合中國，中國簡直就是規律的黑洞，抗爭的量級跟污染的量級完全不對等，以致到了可以忽略不計的地步。很多人相信問題倒逼、危機倒逼，但這在中國更多是幻想，不僅很難倒逼出改變，反而不斷地壓低底線，包括壓低道德的底線和公眾的承受底線。

怒其不爭，就成了一種流行的情緒。憤怒的口水不僅噴向當局，也噴向民眾。極端如燒死四十七名無辜乘客的廈門公車縱火案，都有人為之辯解，聲稱遇難者並非真正無辜，因為他們面對暴政沒有挺身而出，客觀上都是同謀，都有原罪。口水滿天飛，幾乎罵遍天下。

「不爭」固然令人扼腕，但追問不能到此止步，還應該再問下去：為什麼不爭？難道，真因為同胞的本性？如果是這樣，那還有什麼希望？「爭」是需要的；但人們容易忽略的是，「爭」並不是無條件的。完全不問情由，缺乏同情的理解，一概罵倒，眾人皆醉我獨醒，這除了盲目的發泄，對社會進步沒有任何價值。

「爭」需要怎樣的條件？還是對比台灣吧。蔣介石時代的台灣，民眾也曾被二二八大屠殺的血腥和白色恐怖的淫威嚇倒，以至蔣介石鎮壓雷震組黨時，沒有任何鎮壓成本可言，因為民間沒有任何像樣的反抗。只是到了70年代中期，一方面隨着經濟騰飛和均富的實現，產生了強大的中產階級；另一方面，戰後出生的新一代成長起來了，他們初生牛犢不怕虎，再沒有父輩的杯弓蛇影。總之社會已經崛起。有了崛起的社會作為植被，就形成豐富的生態。正是靠這整個的生態支撐，才有了美麗島的大規模集結，才有了美麗島被鎮壓後持續高漲的抗爭。持續高漲的抗爭宣告了鎮壓的無效，迫使統治者退讓，也才有了解嚴，有了台灣的和平轉型。

抗爭要有依託，依託就是社會；抗爭要有掩體，掩體就是社會。鼓勵抗爭的浩然正氣固然重要，但創造抗爭的條件即社會基礎更重要。必須坦率地承認，當下中國不只政治腐敗，更大的危機，是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強調的社會潰敗。潰敗的社會不可能組織起有效的抵抗。個人面對利維坦的無力無助，是人性的常態。這種情況下，普通人的怯懦未可厚非，一概歸為原罪過於苛刻。

苛求個人不是出路，關鍵是保衛社會、搶救社會，而這已經刻不容緩。

在我看來，六十年來，中國最大的損失不是政治經濟上的，而在以下兩端：一是文化上，即中華正統文化被徹底切斷，屬於流氓無產階級性質的本土的流寇主義、痞子主義、民粹主義、鬥爭哲學，與同樣野蠻的舶來的斯拉夫專制主義雜交，生成畸形的紅色文化，毒化了民族的文化基因，一百年都難肅清。整個國家成了徹頭徹尾的叢林世界，距仁愛、寬容、和平、理性等普世法則愈來愈遠。

再一個，就是整個民間社會被連根拔掉。公權力的觸角滲透到社會的每個細胞，結果是窒息、扼殺了社會。本義上的社會主義以社會本位為要義，但中國的所謂社會主義恰恰是反社會的。改革時代開啟了經濟自由化的進程，並擴大到社會領域，社會逐步生長起來，公權力有所收縮。但進入維穩時代後，公權力尤其專政機器全面反撲。不惜耗費天價維穩成本，對社會嚴防死守，恐懼一切社會自組織，恐懼一切自由的交流，恐懼一切建立在共識和默契基礎上的自由聯合。

回頭說到台灣。台灣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有憲政體制問題、有司法體制問題，經濟更是十多年走不出低谷。但整個台灣依然安詳、從容。奧妙何在？在於台灣有個好社會。而好社會最重要的秘訣，在於自治。地方是自治的，社區是自治的，大學是自治的。甚至屬於政府的很多職能，也讓渡給了社會。比如辦證和繳費，通常無須找政府，到家門口的7-ELEVEN，多媒體終端機上敲幾個鍵，就全都解決了。市民辦事再方便不過，政府卻為此付出很大犧牲，因為不再需要那麼多人手，很多公務員就只好下崗了。

這反映台灣鮮為人道的一個特點：台灣的民主沒我們想像的那麼好，但台灣的自由比我們想像的要好。政府該退出的領域，統統退了出去，甚至比法定的退得還多。但政府退出後，社會沒亂，反而越來越好。幾乎每個來台灣的大陸同胞，都能感受到社會的井然有序；社會基礎設施的完善、體貼；最重要的是，社會自我調節功能極其強悍。所以台灣不怕有問題。所有社會問題都不難及時發現，進而集中全社會的力量，最大限度解決。

對比台灣，我們最大的短板就是社會。從來視社會為最大的假想敵，為了保衛政權，不惜糟蹋社會。社會自發秩序被破壞，自凈機制難起作用；政府的重心則只在統治不在治理，社會問題也就不能不徹底失控，越來越逼近社會的承受極限，如懸河隨時可能潰決。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新公民運動應運而生。它不是像列寧主義那樣，只有政權的視角，主張政權中心論，而堅信社會才是我們的主場。它不是砸爛，而是建設；不是破壞，而是生長；不幻想一夜而決一擊即中，而是向下紮根，用權利組織社會，培植社會的元氣。本質上屬於社會建設。而社會建設在任何時候都重要，民主化之前則尤其重要。因為民主化之後，社會建設水到渠成；最緊缺也最難熬的只在民主化之前。而億萬生靈不可能等到漫長的民主化之後再來安頓，現在就必須着手。

這也是我認同新公民運動的原因。新公民運動發起兩年多來，我一直沒有實際地涉入，只想做一個觀察者、思考者。但對新公民運動的全面鎮壓把我逼到牆角，我別無選擇。受難者很多是我的兄弟，僅從江湖道義講，都不能壁上觀。更何況在我看來，新公民運動代表一種價值、一種希望，必須守護。不因鎮壓而潰散，而是開始新的集結，抗爭才會持續；唯有持續的抗爭才會讓鎮壓失效，也才會給公權力勘定不可逾越的邊界。所以，鎮壓不應是終點，新公民運動必須接力下去——這是我們的權利，更是我們對社會的義務。

回顧一下20世紀中國史，或更有助於認識社會的重要。20世紀中國史，政治上往往是一部瞎折騰的歷史。無論在朝在野，都是惟政權論，缺乏社會的視角。在朝的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對社會百般鉗制；在野的急於亂中取勝，見獵心喜，巴不得社會越亂越好，苦難越多越好，以至把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等所有中間道路、所有社會建設，都當作「幫閑幫凶」加以冷酷的攻擊。雙方都不惜以社會為犧牲品。結果是神仙打仗，社會遭殃。

這一切，我們受夠了，對社會的糟蹋該到頭了。政治之外，更有社會。社會是我們的失地，社會是我們的原鄉。所謂搶救社會，無非從政治手中收復失地，找回我們的原鄉而已。這一切，且從凝聚權利共識，從落實憲法規定的人權和公民權開始。告別私語，告別怨婦情結，告別政治烏托邦，回到社會，回到生活，從真實的大地上找到力量。這是新公民運動的意義，也是所有權利運動、所有社會建設的意義。彼岸同胞早就看見台灣，回到他們的原鄉，無論怎樣深重的哀愁，都是他們能夠改變的。那麼，我們的原鄉有多遠？改變有多遠？

—寫於2013年12月13日，許志永被正式起訴之日

笑蜀，本名陳敏，曾是《南方周末》報紙高級評論員和《炎黃周刊》雜誌編委。